一元復始，萬象更新。此刻，新春帶著新的希望、新一年的“開局”，抵達這座城市。
春節前夕，成都已經布下棋局——在成都市兩會期間，“十四五”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等，均是重要議題。
時間再往前，在“規劃”亮相前，還有一場又一場座談會，年輕干部座談會、專家學者座談會、企業家和行業協會座談會……
更早，還有一場特殊的會議在上海舉行：2020年11月24日，成都專程來到對標學習的城市上海，召開專家學者座談會，聽取對成都“十四五”發展、2035遠景目標以及2050發展戰略的意見建議。
許多亮閃閃的名字，與成都未來有關：上海社會科學院原院長張道根、上海全球城市研究院院長周振華、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特聘教授陸銘……
成都未來什么樣？如何抵達世界城市？成都商報-紅星新聞將對話這些建言成都發展的專家，解局“現代化新天府”的發展路徑。
自去年“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戰略提出以來，“一體化”的概念被頻頻提起。2021新年第一天，中歐班列(成渝)號正式開行。從此，成渝兩地開行的中歐班列全部冠以“成渝”名號，再不分彼此。
“成渝的發展格局已經基本形成。”在成都市兩會期間，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特聘教授陸銘接受成都商報－紅星新聞記者專訪時表示。過去一年里，陸銘曾多次就區域經濟發展為全國、地方“十四五”提供建議，他曾犀利指出，中國經濟發展已經進入到了以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為帶動的區域經濟發展格局。
值得注意的是，2月8日，國家發展改革委正式批復同意《南京都市圈發展規劃》，其中提到，把南京都市圈建設成為具有全國影響力的現代化都市圈，助力長三角世界級城市群發展。這與陸銘對區域經濟發展的觀點不謀而合。
陸銘提到，關注成渝，在新時期，尤其是雙循環新格局下，在西部地區形成“第四極”是迫切的需要。但西部城市經濟體量、產業結構等要素資源有待加強，“一體化”程度還不夠。接下來最關鍵的是，先打造好成都都市圈，加快與周邊其他城市一體化的進程，再進一步延展到城市群的問題。
作為西部最重要的“中心城市”之一，在“外有差距、內有競爭”的挑戰下，成都的機會在哪里？
如何定義“中心城市”？
成都商報－紅星新聞：與成都的座談會上，您印象最深的話題是什么？
陸銘：座談會上，我發言的議題是成都如何在“十四五”以及更久遠的時期，處理好成都發展、成都都市圈發展與整個四川省發展之間的關系。其實，坊間也常談論成渝存在“一城獨大”的現象。因為成渝雙城經濟圈的中心城市效應很強，有人認為這種發展不利于區域間的平衡。
我在會上提出了不同觀點——在區域經濟里，中心城市具有相當高的首位度是有利于經濟發展的集聚效應發揮的。當然，這里的“成都”不是傳統的城市轄區，是將成都周邊30-50公里半徑內的其他中小城市納入起來。我更愿意用“成都都市圈”來描述它們，這也是我對“中心城市”的真正定義。
從現代經濟角度來講，真正意義的區域平衡發展，其實應該是指城市之間人均GDP的差距縮小，此時，自然而然的結果是，經濟一定會向首位城市集中，或是向中心城市集中。
這并不是一件可怕的事，只要人口和經濟同步向中心城市集中，那么不同城市之間可以實現有效協調的發展，進而縮小人均GDP的差距。
作為雙城經濟圈的“中心城市”，成都的責任很重，但也要講究循序漸進。我在會上提到，打造好“成都都市圈”是第一步，未來成都的各種文件、規劃，應該著重于“成都都市圈”“成德眉資一體化”的概念，逐漸淡化掉“成都市”“成都中心城區”，加速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進程，發揮出成都作為中心城市對周邊其他中小城市的帶動作用。目前，上海和廣州、深圳已經初步形成了都市圈，它們的半徑甚至可以超過80公里，這是成都努力的方向。
之后，這種“一體化”又可以進一步延展到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的發展，和重慶之間形成“雙城一體化”發展格局。
“一體化”難在哪里？
成都商報-紅星新聞：近期西部多個城市發布的規劃綱要中，很多目標都存在同質化現象。這會影響“一體化”進程嗎？
陸銘：作為西部地區的國家中心城市，成都、重慶和西安在功能定位和目標設定上有一定重合，這很正常，因為三個城市的區位非常接近。
但我想還是有一些差異化的，應該可以看到，比如成都在區域中心城市的定位上，表述其實是有所差異的。相比較而言，我認為未來成都在區域經濟中的功能會更加復合，這是由于成都綜合節點的作用，以及人力資源和城市發展的文化積累等。
所謂平衡發展，正如前面所說，中心城市加強集聚和帶動作用，不同城市之間走向人均GDP等大致均等的狀態，就是未來平衡發展的一種態勢，這些和中心城市的集聚功能并不矛盾。
對成都和重慶而言，自從重慶直轄以來，“省級邊界”是雙城經濟圈發展的最大桎梏。一方面，城市間原本在功能定位上有一定重合，比如兩個城市有相似的制造業規劃，很容易形成一個“雖意識到一體化重要性，但體制上仍存在制度的分割”格局，這樣的格局會導致雙城經濟圈建設出現困難。
為了克服這樣的問題，雙城經濟圈應該有一個跨越省級邊界的規劃。比如，在制度上要建立生產要素在兩地之間更加暢通流動的機制，以人口和勞動力為例，兩地之間的人口流動一定要是“無障礙”的，同時也可以在當地享受公共服務，推進人口的“自由”流動。
兩地也可以通過一些政府合作的公共項目和產業推動來實現合作。比如，成都、重慶的“十四五”規劃中都提到要舉行西部區域的論壇和展會，如果兩地能夠通過成都、重慶合作來舉辦的模式，更好發揮雙城合作的功能，從而服務于整個西部的發展，更利于一體化和兩個城市的合作發展。
成都商報-紅星新聞：下一個五年，“城市群”的定義和作用可能會發生哪些變化？
陸銘：我們研究發現，下一個五年，城市群可能會被重新定義——未來的城市群發展，可能更加需要注重市場的力量去調節，而不是通過行政力量去人為地把一些經濟聯系不是很強的城市劃分在同樣的城市群里。
與此同時，城市群之間的經濟聯系也會加強，如果全國走向經濟一體化的趨勢，那么以中心城市為帶動的城市群發展的路徑會越來越明顯，我們預測，未來的中心城市會逐漸發展成一個以中心城市為核心的都市圈，起到更強的引領和帶動作用，對周邊其他中小城市形成輻射。
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最重要的機遇，是處于西部的地理位置，因為中國區域經濟的格局，需要在西部擁有一個“第四極”來平衡整個國土的空間格局。從區域發展的中心外圍體系角度來看，在整個中國城市體系，在成渝位置出現中國第四個中心，或者通俗來講的“第四極”也是符合經濟規律的。
雙城經濟圈距“第四極”還有多遠？
成都商報-紅星新聞：成渝的經濟、產業、政務服務等同城化程度低于長三角等地區。雙城經濟圈距離“第四極”還有多遠？
陸銘：首先必須要正視落差。海洋經濟發展的時間非常久，我相信很長一段時間里，這一格局并不會發生根本性的變化。
但這種落差不用被夸大，因為它并不影響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變成中國經濟“第四極”。一方面，中國需要在西部地區形成“第四極”，與其他三極不是絕對競爭的關系。前三個城市群都是沿海地區的城市群，它的經濟體量、人口總量都更大，并且在全球化時期，由于沿海城市接近港口，在高等教育資源有領先優勢，以及很強的創新能力。
對成渝地區，尤其對成都這類文化產業基礎較好、高校實力較強，以及在新經濟方面有先發優勢的城市來說，在目標設定上，是可以適當縮短跟沿海地區差距的。
成都商報－紅星新聞：縮短差距，成都可以做什么？
陸銘：接下來，在以國內大循環為主的新發展格局下，內需會變得越來越重要。對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而言，發展面向內需的產業，可以克服遠離港口的劣勢，會帶來一個新的發展機遇。
我認為成都在“十四五”規劃中，對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的思路很好，同時也要提前思考以下三點：
一是要科學評估成都目前的城市發展的產業總量與所能容納的人口總量之間的關系，避免出現隨著城市擴張，出現投資規模不足，或城市邊界格局過大、導致低密度的問題。這需要科學的評估和規劃，要好好研究城市的空間格局、產業發展和人口容量這三者的關系。
二是要研究成都的產業定位，我注意到，成都過去有“兩山夾一城”的獨特地形，這種盆地地形會導致原來制造業的發展，是有環境承載力的顧慮。通過成都東部新區的建設，推動空間格局向“一山連兩翼”轉變，有部分制造業可以分配到東部新區。但未來，東部新區的產業發展依然需要考慮地形帶來的影響，以及處理好制造業與環境保護、生態宜居城市建設之間的關系。
三是作為核心大城市，成都服務業比重還將會越來越高，這和成都在高校資源、科技研發能力、新經濟產生的能力積累相對匹配，隨著雙城經濟圈一體化，成都的產業勢必會相對偏向第三產業和現代服務業。對服務業比重越高的城市，人口密度就會變得更加重要，服務業和以信息和技術為核心競爭力的現代服務業將是成都的破局點。
從目前發展格局看，成都已經出現了一些職住分離的問題，尤其是居住地和工作地分離現象比較普遍。未來，成都應在城市規劃和建設里，通過基礎設施建設和公共服務的空間格局調整，仔細研究如何將產業人口公共服務更好合理布局。我認為，成都有必要對微觀個體，尤其是居民對居住和工作地的選擇，以及企業對空間格局的選擇等方面進行更加深入的研究，希望我們有機會為成都的發展作出貢獻，提供研究思考。
（原標題 通往“第四極”之路 雙城經濟圈坐標今何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