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國人民銀行發布的一篇論文引發社會廣泛熱議。這篇題為《關于我國人口轉型的認識和應對之策》的論文之所以會吸引眾人圍觀，就在于論文作者認為東南亞國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前車之鑒就在于文科生太多，因此中國要重視理工科教育。
此言一出，即讓很多文科生對號入座，認為這是對文科生的極大侮辱。那么，中國的文科生多嗎？文科生多會產生問題嗎？這些問題引發許多人的關注和爭論。
文科“矮人一頭”嗎？
中國在過去70年的高歌猛進，的確同大量理工科工程師的貢獻密不可分。一方面，人才培養強調“又紅又專”，推崇理工科在提升生產力方面的價值。另一方面，改革開放以來有許多領導干部是“紅色工程師”，理工科出身的比例一直不低。這使得很多人篤信“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并認為只有考不上理科的才會去讀文科。與此同時，理工科往往有一定的進入門檻或技術含量，而文科生則相對而言容易進入。因此，文科生往往被認為“矮人一頭”，文科也被視為上不了理科的第二選擇。
高中階段的文理分科和大學階段的專業分化，使得多數中國人都會在意并認同自己文科生或理科生的標簽。理科生往往以男生為主，而文科生多以女生為主。所以，如果女生讀理科，往往被譏為“理科女”。反之，男生讀文科，也被叫作“文科男”。這種對文理科的刻板印象，使得很多人不敢嘗試選擇自己心儀的學科，而不得不屈從于社會偏見。
雖然文科和理科看似涇渭分明，但是實則很難明確區分開來。理工科涉及物理學、化學、生物學等自然科學，也包括計算機學等一些偏應用的工程學科。廣義的文科既涉及文史哲等人文學科，也包括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等社會科學。但是，狹義的文科僅指人文學科，因為一些社會科學學科越來越理科化。
不同的學科背景，會塑造一個人不同的認知觀念和行為風格。但是，從人才培養的發展趨勢來看，教育部門越來越注重培養寬口徑和厚基礎的復合型人才，即專業技術和綜合素質相結合的所謂的T型人才。就此而言，一個人的學科背景可能并不重要，畢竟專業之間的邊界在日益模糊、融合和交叉，而多數技能和經驗都是在工作以后習得的。
不同層面和領域的工作，可能需要不同的學科背景。但是，無論是文科生還是理科生，都是社會所不可或缺的人才。比如，不久前很多人認為知名高校的理工科高材生不應該就職于街道辦這樣的基層組織，但是基層治理同樣需要高端人才的加盟。
文科生誤國？
一個社會究竟是需要更多文科生還是理科生，取決于國家發展所處的階段。從中國古代歷史來看，科舉制主要考察士子對古代典籍的誦讀、理解和闡發能力，因此中舉的文人自然是文科生。如果說習武之人是理工科生的話，那么中國古代政府主力和社會精英自然是文科生居多。當然，中國古代沒有發展出像西方國家一樣的現代科學技術，這既是耐人尋味的“李約瑟之謎”，也使得中國古代長期處于“文人治國”。
從新加坡建國以來的發展歷程來看，也有類似的文理科結構轉變。新加坡為了延攬優秀人才進入政府部門工作，設立高額的政府獎學金，資助青年人才赴海外知名高校深造。這些政府獎學金得主在建國初期堅信工程師建國的理念，幾乎清一色地選擇理工科為其專業。但是，隨著國家建設進入高收入國家階段，越來越多的政府獎學金得主選擇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甚至到了近些年，幾乎沒有人選擇理工科，而修讀經濟學、政治學等學科的政府獎學金得主則大有人在。
一個國家是否培養了過多的文科生，是一個很難評判的問題。如前所述，學科分野在不斷變動，學科交叉更加流行，很難統計文科生的數量和比例。由于教育供給與市場需求的脫節，的確可能會出現某些學科人才過剩和過度教育的問題。但是，這種結構性的專業錯配會隨著時間推移和市場供需調整而得到減輕。當人們看到文科生的出路不理想時，自然會考慮選擇修讀理工科；反之亦然。
過多的文科生是否會是導致一個國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誘因之一，這個問題需要更加嚴謹和謹慎的研究加以判斷。從目前已知的證據來看，很難將文科生的數量或比例同一個國家的命運聯系在一起。與此同時，如果認為文科生過多是個問題的話，那么過多的理科生可能也會帶來人才的結構性失衡，甚至可能導致更加嚴重的社會問題。
論文《關于我國人口轉型的認識和應對之策》的4位作者都是經濟學博士，但是很難說他們是文科生。從其觀點來看，他們更希望自己被視為理科生。經濟學是最希望成為自然科學的學科，經濟學的學術訓練也日趨量化和數學化。很多經濟學者不認為自己是文科，并極力向自然科學或硬科學靠攏。與此同時，經濟學在不斷向其他人文社會科學擴張，以至于出現所謂的“經濟學帝國主義”。
誠然，社會上對文科和文科生的偏見，不應認為是完全沒有道理的空穴來風。一些文科領域沒有建立起自己的專業“護城河”，往往被其他學科所侵入，而本學科則很難涉足其他學科。近些年國家特別注重新文科建設，意在加強文科和理工科的深度交叉和融合，使得硬起來的文科不再“低人一等”。我們也期待新文科建設的不斷推進，可以改變社會對文科的刻板印象，能夠激發更多的優秀學子選擇和從事新文科。
學術爭鳴的自由
學術論文主要是業內學者會閱讀，往往是曲高和寡的，很難吸引社會讀者。為什么一篇沒有正式發表的學術論文會引起社會關注？這可能是同央行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有關，因此哪怕只是一篇工作論文，也會讓人們將其同央行的未來政策傾向聯系在一起。
這篇論文最早在今年3月26日在線發表，4月14日通過微信公眾號“中國人民銀行”發布，是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今年第2號工作論文。工作論文即進行中的研究，意味著是新鮮出爐而沒有經過嚴格同行評審的學術研究，所以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不過按論文表述，該文經過了匿名審稿，因此在學術水準上是經得起考察的。
四位作者均隸屬于中國人民銀行（陳浩，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經濟學博士，研究方向為宏觀經濟和經濟調查；徐瑞慧，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研究所，經濟學博士，研究方向為宏觀經濟；唐滔，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研究所，經濟學博士，研究方向為財稅理論與政策、養老保障改革；高宏，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研究所，經濟學博士，研究方向為宏觀經濟），但是他們在文中也強調，“本文內容為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人民銀行，文責自負”。與此同時，論文在聲明中也指出，“中國人民銀行工作論文發表人民銀行系統工作人員的研究成果，以利于開展學術交流與研討。論文內容僅代表作者個人學術觀點，不代表人民銀行。”
為了鼓勵學術創新，就要讓學術爭鳴，為學術研究提供一定的自由空間，并包容和自己觀點不同的研究。因此，從推進學術交流而言，我們不應過分苛責作者們的判斷。更為重要的是，如果作者們的判斷是有證據基礎的，那么也應容許不同聲音的存在。
這篇論文對文科生的評價之所以會引起爭議，同作者的武斷判斷和過度闡發有關。綜覽全文，論文引起爭議的只是其最后一個觀點，且該觀點同前文的分析關聯不大，也沒有參考文獻或數據來源加以支撐。對作者的一小點錯誤或不當觀點就揪住不放，既可能抹煞了論文其他更大部分的觀點，也不利于學術自由探討。
當然，即便是研究證據確鑿，也需要考慮證據的政策意涵，而不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地對政策意涵進行簡單粗暴的解讀。比如，認為文科生過多就一定要發展理工科教育，就是典型的直來直去的政策建議，可能未必是合理可行的。
一些好事者抓住這篇論文最后一個不是主要結論的觀點大做文章，甚至是斷章取義地加以攻擊，也反映了時下人們快餐式文化消費主義的弊病。近些年來，“行長臉寬”“董明珠自戀”等學術論文走紅網絡，實際上就反映了很多人的這種獵奇心理。為學術研究提供一個相對寬松的社會氛圍，包容不同的學術觀點，可能是彌足珍貴的。
（作者馬亮為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公共管理學院教授，研究方向：政府創新、數字治理與績效管理，出版《目標治國：官員問責、績效差距與政府行為》、《公共治理的向度》等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