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篇以中國人民銀行工作論文名義發布，卻聲明不代表人民銀行觀點的關于中國人口轉型的論文（陳浩、徐瑞慧、唐滔、高宏：“關于我國人口轉型的認識和應對之策”，中國人民銀行工作論文No.2021/2，2021年3月26日），引發媒體與公眾的熱議。
人口轉型問題已經討論很多年。人類社會發展的第一個階段生得多，死得多，人口增長很慢。這個階段，受生活和醫療條件約束，很多人還沒長大就夭折，或成年后活得也不會太長。隨著生產力發展，醫療條件改善，人類社會進入一個高出生率低死亡率，人口快速增長的階段。這是第一次人口轉型。經濟進一步發展，一個社會成為發達經濟體之后，低死亡率沒有改變，預期壽命大大延長，但出生率下降了，結果是人口增長率很低甚至人口負增長。這是第二次人口轉型。
過去曾有華人社會不會出現低出生率的說法，理由是儒家文化影響，多子多福觀念深入人心。但這個說法后來為發達經濟體中的華人社會，為新加坡，為中國臺灣地區等人口發展的事實所證偽。不管是白人，還是華人社會，發達經濟體的人口增長態勢沒有什么兩樣。或許，經濟才是人口增長的決定性因素?；蛟S，儒家文化的影響因素被經濟力量所沖淡。
工業革命帶來了發達經濟，同時工業化和城市化摧毀了傳統的家庭養老保障體系，與經濟發達相對應的是較為健全的社會保障制度，養兒防老逐漸成為過去時。
眾所周知，當前中國的總和生育率已經大大低于2.1的人口平衡水平。眼下所看到的人口總量增長主要靠預期壽命延長。老人終將逝去。等到那時再來促進人口增長，肯定晚了。降低子女養育成本的公共政策，會提高生育率，但能提高多少呢？會不會擺脫發達經濟體第二次人口轉型的規律約束呢？二孩政策出臺為此提供了一次觀察機會，孩子增長數量似乎不如有關方面的預期。自主生育都可能解決不了問題，更何況這種碎步推進的政策。
沒有人口，就沒有經濟增長。我們經常會說，這么大的GDP總量，用十幾億人口一平均就微不足道了。是的，但是沒有人，還有GDP嗎？最近這些年，我們也發現，中西部一些人口數量多的城市經濟增長勢頭很好。
人口確實很重要。老齡化社會，沒有足夠多的年輕人，結果只能是每個年輕人養更多的老人，從而拖累經濟增長。如果人類社會追求的只是經濟增長，那么這可能也不是問題。AI技術的發展，更多事務可以借助機器人，借助各種自動化技術，經濟總量問題想必可以解決。但是，人類社會發展會不會因此迷失了方向？
關于人口，僅僅從經濟視角分析遠遠不夠。哲學、倫理學、社會學等各種視角的綜合更重要。人類社會應該是一個美好社會，人們活著應該追求的是美好生活。美好生活不只是經濟生活。經濟繁榮為美好生活提供必要支持，但僅僅經濟繁榮是不夠的。人類發展方向和美好生活都離不開人文力量的支持。
我們追求的是高質量發展，而不是純粹的經濟增長。我們曾經“讀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也歷經“理工科大學是要辦的”的發展階段，但經濟發展最好的還是改革開放以來文科逐步發展起來的階段。沒有文科的發展，人類社會的發展會走向何處呢？AI技術、基因編輯等等，如果不充分考慮人文的因素，那么最終可能給人類帶來的是毀滅性的災難。
經濟增長說容易也容易。只要人們做事，積極做事，創造財富而不是毀滅財富，經濟哪有不增長的道理？發展理工科，當然會促進技術創新，促進生產率的提升，但美好社會不可能偏廢文科。文科的發展，有助于人類社會發展方向的把握。車之兩輪，鳥之兩翼，人類社會中，理工科和文科在各自不同領域發揮各自的作用，社會才可能變得更加美好。
關于人口增長，我們可能有許多問題需要回答。為什么會有一些人自愿選擇丁克家庭？或許他們的理由是他們認為生活已經很苦，不愿意把這份苦傳遞下去；或許是因為他們認為自己不能承擔很好養育子女的責任，從而選擇這樣的生活方式。但無論如何，沒有生命的延續，就不會有人類社會的未來，更不用說美好社會。
科技再發展，也不要忘了來時的路。文科和理工科的發展是比例問題嗎？如果大家覺得理工科已經夠了，多學文科，不是更好嗎？發展是個問題，但那只是在未發展的狀態下。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國大學的財經類專業為什么那么火爆并延續至今，那只是人們窮怕了，以為讀了財經專業就可以發財，然后又害怕年輕一代繼續窮而作出的選擇。
經濟發展到一定水平之后，每個人的自由充分發展才是王道。一名高考成績好的學生選擇北京大學考古學專業竟然成為社會新聞，這就是我們的現狀。這樣的新聞不再是新聞之日，我們的社會距離美好社會就更近了一步。好奇心驅使下的學術探索，才是社會發展和美好社會形成的真正推動力量。
關于經濟增長，我們可以有不同的解釋。有人指出，奢侈品消費引導經濟的發展，但奢侈品消費，如果沒有人文的引導，那么最終的結果是人類社會變成了物欲縱流的社會。
影響經濟增長的因素很多。我們也不用太多迷信某項研究成果。那篇工作論文關于理工科的表述并不是沒有出處。幾位經濟學牛人在1991年5月號的《經濟學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6（2）發表的文章（ Kevin M. Murphy, Andrei Shleifer, Robert W. Vishny, The Allocation of Talent: Implications for Growth,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ume 106, Issue 2, May 1991, Pages 503–530，https://doi.org/10.2307/2937945）就為工程專業的大學生占比高增長越快，法律專業的學生占比高增長越慢提供了證據。學術探索并不等于研究結論就可以直接應用于現實。
那篇工作論文說，東南亞國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原因之一是文科生太多。且不說這種表述是不是正確，即使這在東南亞是事實，在中國就一定是嗎？社會的復雜性決定了問題的復雜性。
經濟增長需要人口，但經濟增長有可能加速第二次人口轉型的步伐。這樣的人口增長悖論如何走出？也許，我們又得回到人文中去尋找力量。也許，受儒家文化熏陶越多，越有利于多生育，越有利于人口增長。也許還有其他更強大的人文力量，而這更需要文科的發展來推進。
（作者楊志勇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研究員、《財貿經濟》《財經智庫》副主編，著有《新中國財政政策70年》《大國輕稅》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