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災大難，大破大立。1347-1351年，黑死病席卷歐洲，造成歐洲三分之一人口死亡。威尼斯首先推行40天隔離政策。它也是“隔離”（Quarantine）一詞的由來。之后，國家主導的公共醫療體系應勢而建立起來。14世紀的疫情引發中世紀神權危機，間接促生歐洲民族國家制度和文藝復興。熟悉歷史的人們在思考：新冠疫情之后，全球經濟會出現怎樣的結構性變化？
一方面，歐洲和北美衛生部門仍在討論如何抑制第三波疫情。另一方面，商業組織的董事會已經把關注點放到疫情之后如何刷新商業模式的問題上。《華爾街日報》報道，摩根大通（JPMorgan）和賽富時（Salesforce）等大公司決定，疫后遠程辦公將為常態。它也勢必帶來企業商業策略和組織模式的變革。
無論是微觀、中觀，還是宏觀，“重啟中刷新”（Reset and refresh）成為決策者關注的核心問題。刷新的姿勢多種多樣。我們選擇微觀、中觀和宏觀的幾個范例，來說明它正成為一種普遍現象。
超越線上線下，提供增生體驗
疫情迫使人們選擇線上溝通和交易。疫后重啟，企業準備消除“線上或線下”的選擇意識，試圖創造“線上線下共融”的增生體驗（Augmented experiences）。
疫情之前，遠程醫療是較難推動的變革。習慣、信任、利益、技術、責任、風險等一系列因素讓遠程醫療成為可望不可及的業務。因為疫情，醫生只能通過遠程醫療方法（電話、網絡、社交媒體應用等）服務病人。梅約診所（Mayo Clinic）信息主管羅斯（Cris Ross）披露，疫情發生后幾周時間，他們的網絡問診從過去的4%飆升到85%。利用疫情帶來的策略緊要性，梅約診所迅速刷新基礎建設。例如，他們把醫生與病人之間的溝通都轉接到醫院網絡系統中。無論選擇哪種溝通媒介（電話，視頻等），信息先傳輸到醫院網絡中心，再轉接到醫生和病人信息端點。這樣做，它不僅能夠控制信息流，也可以讓醫院系統平臺支持醫生的各項問診活動。梅約診所建立起“梅約專家問詢平臺”（AskMayoExpert）。它從信息和知識兩個方面武裝了超過3萬名醫護人員，為病人提供全景服務。這在疫情之前是不可想象的。
虛擬問診和親面問診之間有沒有區別？有，它有主觀偏好的區別，病人希望能看到真人醫生。主觀偏好引導病人把真實的信息溝通價值置于虛擬的信息溝通價值之上。研究思維和語言的專家瑞安（Marie-Laure Ryan）指出，現實真和虛擬真的背后有一個共性：無論是對哪種數據來源（現實的或虛擬的）做解釋，它們都是一套語言敘事文本。“現實真”和“虛擬真”只隔著主觀偏好意識。疫情捅破了這層“窗戶紙”。行業領先者，如梅約診所。刷新醫生和病人的“線上或線下”意識，合二為一，創造融合的增生體驗。
如果醫院的刷新實踐還比較抽象，新型家庭在線健身公司“派樂滕”（Peloton）的增生體驗模式更直觀。2012年，Peloton以“將社群和精品健身帶回家”為價值主張，開啟了家庭在線健身模式。因為疫情，派樂滕的“一個人，在一起健身”的價值頓時放大。一個人在家，健身者可以通過應用軟件選擇異國風情的自行車賽道，與明星結伴跑步，實時虛擬擇友瑜伽，實時邀請健友競賽等。
派樂滕的硬件都很“酷”——配備了23.8英寸的超大高清觸摸屏、攝像頭和高品質揚聲器，讓使用者能夠看內容，并能夠輕松和其他人在線視頻。而升級版產品“Bike+”和“Tread+”可以將大屏幕左右旋轉，方便做瑜伽或啞鈴訓練。
在內容層面上，它提供了賞心悅目、花樣繁多的課程。它被稱為“健身行業的奈飛（Netflix）”。課程不僅涵蓋跑步、單車、瑜伽、體能、力量訓練等方面，而且還邀請了眾多明星健身教練加盟，教練團隊中有模特、前田徑運動員、全國自行車賽冠軍等，派樂滕打造了一大批的網紅教練，極大的吸引了消費者，提升了用戶的粘性。
社交方面， 派樂滕打造了自己的線上社區，能夠隨時隨地和健身朋友互相交流分享。此外，線上社區還邀請了前第一夫人米歇爾·奧巴馬，著名演員“金剛狼”休·杰克曼，艾倫秀主持人艾倫·德詹尼斯和短跑世界冠軍博爾特等名人與君同行。它的平臺與臉書相互關聯，學員能夠很方便的識別出臉書好友，一起運動、加油。上課的同時，學員能夠查看班里其他學員信息，認識新的朋友。
利用“硬件+內容+社交”的融合模式，派樂滕超越“線上或線下”的選擇，為健身愛好者提供增生體驗價值。
抱團取暖，組建產業俱樂部
剛剛去世的未來學家奈什比（John Naisbitt）曾預言，未來產業領域的巨頭比國家政府更有影響力。確實，蘋果手機的制造業網絡分布在49個國家。輝瑞制藥的供應鏈覆蓋5000家企業。可是，奈什比只預見疫情前的全球化市場變化。疫情改寫了全球供應鏈的發展道路。
疫情發生后，各國開始用行政手段干預跨國公司的經濟布局。據《經濟學人》統計，一年多來，世界主要工業國家頒布超過140項貿易限制政策。多年來，跨國公司全球交叉投資的總額高達36萬億美元。在以WTO為代表的全球經濟治理結構搖擺動蕩的背景下，國際企業開始尋找新的治理模式，以求自保。少數企業之間結盟，建立產業俱樂部，它成為疫情之后刷新的供應鏈關系。
產業俱樂部策略源自“俱樂部產品”的概念。在公共政策和制度經濟學中，“俱樂部產品”是介于市場商品和公共產品之間的一種經濟形態。它的主要特征是：成員共享，相互無損耗。非成員不能使用。當前地緣政治沖突和意識形態爭端擾亂了全球商業秩序。為抱團自保，全球產業鏈上下游企業開始實施產業俱樂部策略，在動蕩大環境中創造一個較為穩定的小環境。當大而全的國際經濟秩序失效時，小而美的產業俱樂部成為值得積極嘗試的策略選擇。
產業俱樂部策略的一個歷史典范是全球CFC控制聯盟。上世紀70年代，科學家發現，在地球南極上空的大氣層中，臭氧的含量開始逐漸減少。含氯的氟利昂（CFC）中的氯原子是破壞臭氧層的元兇。氟利昂則是廣泛用于冰箱和空調制冷的工業原料。若臭氧層全部遭到破壞，太陽紫外線就會殺死所有陸地生命。臭氧層空洞威脅到人類的生存了。1987年，46個國家在加拿大蒙特利爾簽署了《蒙特利爾議定書》。《議定書》規定，參與條約的每個成員組織（國家或企業）將凍結并依照縮減時間表來減少5種氟利昂的生產和消耗，凍結并減少3種溴代物的生產的消耗。
經過30年的共同努力，2019年10月21日，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NASA)和美國國家海洋與大氣管理局(NOAA)的科學家稱，臭氧空洞縮小到有記錄以來的最小尺寸。“產業俱樂部”策略成功拯救了大氣臭氧層。
另外一個產業俱樂部范例是“環球同業銀行金融電訊協會”（SWIFT）。它是一個國際銀行間非盈利性的國際合作組織，總部設在比利時的布魯塞爾，同時在荷蘭阿姆斯特丹和美國紐約分別設立交換中心(Swifting Center），SWIFT運營著世界級的金融電文網絡，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通過它與同業交換電文（message）來完成金融交易。SWIFT還在各個層面將金融業界集合到一起，共同協作來制定市場慣例和定義標準。SWIFT的電文標準格式，已經成為國際銀行間數據交換的標準語言。它服務20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11,000多家銀行機構、證券機構、市場基礎設施和企業客戶。簡單而言，沒有SWIFT交換電文服務，金融業的跨國交易無法運營。
產業俱樂部策略之所以有效，就是因為它既可以抱團取暖，也可以設定組織邊界，限制成員性質和數量，從而避免“公地悲劇”。另外一個策略優勢是相互之間沒有消費抵觸和互損關系。相反，在大多數情況下，產業俱樂部連帶出網絡效應。第三個優勢在于政治色彩淡，專業成分高。因為專注于一個共同的專業目標，產業俱樂部可以與地緣政治和經濟思想沖突保持距離。它容易在專業理念上獲得共識，進而促進社會關系上的團結一致。
看得見的手推動經濟復興
歷史有先例，疫情觸發廣泛的公共衛生干預，政府功能擴張和經濟刺激政策。這一次也不例外。2020年，美國國會通過2.2萬億美元的疫情援助。2021年，國會再次通過1.9萬億美元的美國振興計劃。2020年7月，歐盟27國討論“下一代歐洲”（NGEU）財政政策。歐盟準備用7500億歐元刺激歐洲經濟復興。根據《經濟學人》的數據，疫情發生以來，全球發達國家已經推出13.8萬億的基金，挽救經濟，保證社會福利，避免社會動蕩。因為疫情，國家經濟和社會福利政策成為主導市場的力量。看得見的手調撥著社會資源，推動著產業政策，刷新著個人與國家之間的社會契約關系。
與過去發達國家政策干預比較，這一次有明顯的新特征：
1）對于疫情可能引發經濟危機的憂慮遠超過對通貨膨脹的擔心。在“60分鐘”電視節目訪談中，美國聯儲局主席鮑威爾明確表示不擔心資本市場過熱，不擔心貨幣超發帶來通貨膨脹，更關注金融網絡和交易的安全問題。歐盟也改變2008年金融危機后的“緊縮”政策，與美國一樣推動刺激經濟的政策。
2）發達國家利用政策基金刷新重要產業和重要能力，準備應對地緣政治新形勢。美國和歐洲都強調，借此機會，強化信息技術、碳減和新能源技術，公共交通基礎設施和數字化轉型能力。歐盟給各成員國的基金有37%要用于碳減和碳中和，20%用于數字化能力建設。美國對供應鏈回流，特別是芯片制造，提供優惠貸款。加拿大已經開始支持生物醫藥企業在本國建立疫苗生產能力。
3）在福利政策方面刷新政府與民眾之間的社會契約關系。過去的福利政策都有具體前提條件，要么是對窮人的福利，要么是先支付后享受的社會保障，要么是特別的交換（例如對退伍軍人的福利）。這一次不同。這次福利是普惠的政策。它類似于“全民基本收入”（UBI, Universal basic income）。
無論是微觀、中觀，還是宏觀，“重啟中刷新”已經成為疫后全球復興的重要特征。為何中國企業應該高度關注并參與到疫情之后的“重啟中刷新”活動中去？因為它不僅涉及新的競爭力建設，還關系到參與競爭的資格。假想一下，如果歐盟實施計劃中的“碳中和”政策，對來自高碳排放地區的產品區別對待，征收高額關稅，它對中國出口歐盟產品會產生怎樣的沖擊？事實上，“聯合利華”和“歐萊雅”等大型日用化妝品公司已經決定在產品外包裝上打印碳標簽。歐洲的一些連鎖超市也在跟進中。
專欄作家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指出：我們習慣用公元前（B.C.）和公元后（A.C.）劃分人類歷史。以后，我們的新習慣是“新冠疫情前”（B.C. Before Coronavirus）和“新冠疫情后”(A.C. After Coronavirus)。如果企業無法在重啟中刷新，它們恐怕將永遠停留在新冠疫情之前的世界。
（本篇為澎湃商學院獨家專欄“危機不慌”系列之二十五，作者鮑勇劍為加拿大萊橋大學迪隆商學院終身教授、復旦大學管理學院EMBA項目特聘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