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NCC2018期間舉行的科技展現場
包老師是吉林大學計算機學院的一名教師。10月25日由中國計算機學會(CCF)主辦的2018中國計算機大會(CNCC2018)在杭州國際博覽中心開幕的當天，他7點20分就抵達了會場，找到一個位于前排的好位置后，安心等待8點半大會開始。在本屆大會注冊人數超過7600人的情況下，這樣的“未雨綢繆”無疑是明智之舉。
近年來，每年一屆的中國計算機大會人數連年攀升，今年參會人數又再創新高。這與信息技術的飛速發展及其在社會經濟中日益重要的地位息息相關，也體現出計算機學術界和產業界人士關照現實的熱情與沖動。例如，本屆會議的主題是“大數據推動數字經濟”。對此，大會主席、中國科學院院士、CCF會士梅宏對《中國科學報》記者的解釋是，構建數字經濟是大勢所趨，而大數據是數字經濟的基礎，因此本屆大會決定以此作為研討的重要方向。
不過，對于這一命題，在為期三天的會議中，大會特邀報告人之一、中國工程院院士李國杰在演講時表示，“我今天是來提問題的，并沒有最終答案。”中國科學院院士呂建也在其報告結束時問了幾個意味深長、有待解答的問題。很顯然，提出問題是解決問題的重要部分。
“超越技術是必然選擇”
如何認識大數據的巨大作用?李國杰在演講伊始，就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
在李國杰看來，大數據的“大”是指影響大，但其影響又很難統計。
例如，2017年，我國電子信息產業收入總規模18萬億元，其中大數據核心產業收入只有234億元，“僅相當于面膜產業的規模”。李國杰認為：“大數據的作用不僅僅體現在經濟增長上，而是更多地體現在生產方式、生活方式、科研模式、政府管理模式的改變和福利改進，特別是人們思想觀念和認知方式的改變”。
對于如何理解大數據是經濟轉型的新動力這一問題，李國杰的回答是：“大數據是數字經濟的關鍵生產要素，其作用是促進各類經濟活動朝著更加高效率、高質量、可持續和更加智能化的方向發展。”
早在上世紀80年代初期，著名未來學家阿爾文·托夫勒就在《第三次浪潮》一書中預言，大數據極有可能是繼農業革命和工業革命后的“第三次浪潮”。事實也正是如此。在大數據的推動下，人工智能(AI)迎來了第三次發展高潮。
“大數據和人工智能就像雙胞胎，我們統一把它們叫做數據智能。”李國杰說，“數據智能的巨大驅動作用本質上是整個信息技術的作用。如同電氣化有幾十年的醞釀一樣，信息技術也醞釀了幾十年，現在是見效的時候了。”
李國杰強調，發展數字經濟要排除“左”和“右”兩方面的干擾。“右”的干擾是對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術麻木不仁，錯失發展機遇;極左的干擾是不顧國情，盲目冒進，對新技術抱不切實際的幻想，在發展技術上抵制改革開放。“我們要滿腔熱情地擁抱驅動數字經濟的新技術，不是做表面文章，而是扎扎實實地將大數據與人工智能技術融入實體經濟。”李國杰說。
東軟集團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劉積仁從商業模式的角度分析了為什么今天大數據應用并沒有取得理想結果的原因。他認為，解決問題時，需要高質量的多源數據與領域知識的融合，而數據的融合不僅涉及到數據本身，還與現實的規則、倫理及商業模式相關，所以利用數據時要有跨越技術的思維。
基于此，劉積仁斷言：“超越技術是我們搞技術人的必然選擇。”
“理性看待技術發展”
近年來，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等技術的熱度一直居高不下，對此，李國杰認為，“我們應該理性看待”。
他援引美國三院院士邁克爾·喬丹的話說：“在未來三十年內，人工智能實現不了創造性和變通的靈活性。目前人工智能技術還不夠強大，遠沒有成為一個理論齊備的學科。人們對AI的期待太高了，我們還沒有步入可以利用對腦的知識來指導搭建智能系統的時代。”
在李國杰看來，判斷我們現在處于什么時代，需要有歷史的眼光。作為一種基礎的科學范式，數據科技的影響可能要比人工智能更持久，但人工智能技術更具有顛覆性。
除了大數據和人工智能，區塊鏈技術也是本次大會的熱點。谷歌中日韓文搜索算法的主要設計者吳軍在列舉了區塊鏈可以更好地保證公正性，具有較高安全性、方便性、低成本、透明化程度高等優點外，也坦承這些優勢有一定的理想化成分。現實情況中，區塊鏈的協議還很粗糙，使用不夠方便，并且成本非常高。例如，使用區塊鏈買一杯星巴克咖啡需要花費12~15美元，并且還會存在兩三個小時的延時問題，而通常一杯咖啡只需要五六美元。
對區塊鏈有深入研究的新加坡國立大學教授黃銘鈞也認為，雖然區塊鏈有諸多優點，但大量出于投機主義的ICO(首次幣發行)活動以及過度吹捧的區塊鏈系統的出現，使得區塊鏈技術非常容易淪為盲從者的“毒藥”。
“區塊鏈技術距離成熟還有一段較長的路要走”，黃銘鈞告訴《中國科學報》記者，“存儲是現在區塊鏈最大的瓶頸。”不過，他對未來表示樂觀，認為在某些應用場景下，以建立信任為前提，可以大幅減少區塊鏈的存儲成本。
“人才驅動，拿什么驅動人才?”
談及目前技術發展的現狀，李國杰指出：“頭重腳輕基礎薄弱是我國最大的短板。”
他舉例說，我國人工智能基礎層、技術層和應用層的人才數量占比分別為3.3%、34.9%和61.8%，而美國則為22.7%、37.4%和39.4%。“我國基礎層人才比例嚴重偏低，頭重腳輕，根基不牢。”
“人工智能是否會導致很多人失去工作呢?當然!”加拿大工程院院士、西安大略大學終身教授凌曉峰也由此表達了他對人才的看法。在他看來，五年、十年后將會出現更高的失業率，但生產率也會更高。未來學校應該培養具備四個“C”的人才：一是Critical，即要有批判精神;二是Creative，要有創新性思維;三是Communication，會交流;四是Collaboration，即合作精神。
他建議，現在的大學生們都應該學習編程語言如Python或AI程序，同時學校也應避免填鴨式的知識灌輸。
今年恰逢軟件工程50周年。從軟件發展的角度，呂建認為，在信息新時代，信息改變了一切，具體而言，即計算融入一切、網絡連接一切、數據表征一切、智能靈化一切、軟件定義一切、可信泛在一切。”他寄語在場的學子：“轉型期需要去浮躁，去功利。”
在演講即將結束之際，呂建提出了幾個引人深思的問題：我們講創新驅動的時候，要考慮拿什么驅動創新?我們講人才驅動的時候，要思考拿什么驅動人才?我們講改革驅動的時候，要想清楚拿什么驅動改革?“更重要的是，在大量考慮做什么的時候，也要想想如何做。”計紅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