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過年的你，是否總被父母念叨“你別老玩手機了，眼睛都要瞎掉了”？是否被迫放下手機后心神不寧，甚至出現微信提示聲響起的錯覺？是否為電量過低而感到焦慮？
我們每天有好幾個小時都在看手機，手機似乎已然成了人身體的一部分。離開手機，人們就會寸步難行。無怪乎有學者將電量需求和WIFI需求劃定為現代人生活最基本的生理需求。
當1973年摩托羅拉公司工程師馬丁·庫伯在紐約街頭撥通了人類歷史上第一通移動電話時，誰也不會想到手機會對我們產生如此巨大的影響。2007年，喬布斯正式發布了第一代蘋果智能手機，從那以后，我們的生活就被手機徹底地改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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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第47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截至2020年12月，我國手機網民數量達9.86億。可以說，智能手機已經成為了大多數人生活的必需品。
本期全媒派（ID：quanmeipai）轉載remix計劃的文章，探討手機為什么如此令人“著迷”。
我們被手機控制了嗎？
著名的媒介理論家麥克盧漢提出“媒介即訊息”這一觀點。麥克盧漢認為，真正有意義的訊息不是各個時代媒介所傳播的內容，而是媒介本身。
新媒介的出現，直接改變了我們理解和思考的習慣，甚至帶來了整個人類社會的變革。波茲曼就曾說：“技術變革不是疊加性的，而是生態性的，一種新技術并非僅僅是追加什么東西，而是改變一切。”
手機的出現，不僅是人的器官功能的延伸，它幾乎已經成為了我們的一個器官。隨著手機功能越來越強大，通信技術也越來越快，它給人類社會帶來的改變是天翻地覆的。
既然手機的出現所帶來的影響是深遠的，那么我們應該如何看待這一新媒介呢？不少學者其實并沒有對此完全放松警惕。
例如，在法蘭克福學派看來，技術只不過是為權力服務，以使受眾變為溫順的奴隸，而由媒介策劃出的大眾文化也使人們被異化，從而使人們變為由工具理性所支配的傀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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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這一觀點在媒介環境學派第三代人物保羅·萊文森看來不過是杞人憂天。萊文森對傳播技術始終抱持樂觀的態度。萊文森認為，技術只是人類社會進步和發展的重要力量，但是并非唯一的決定性因素。這就是萊文森著名的“軟決定論”。
“軟決定論”認為，技術很少對社會產生不可避免的社會后果，而只是提供了一種可能性，最終是由諸多因素共同造成了一個事件的最終狀態。媒介技術如果要投入使用一定會經過人們的反復權衡，一定要被一定范圍的人群所接受。所以，人并不是在技術演進中處于完全被動的地位。
這和萊文森對媒介依照“人性化”趨勢演進的觀點相呼應。“人性化趨勢”理論認為，人類技術發展的歷史證明，技術發展的趨勢是越來越像人，技術在模仿或復制人的感知模式和認知模式。
人類通過技術的不斷進步，在超越生物局限的同時，重新捕捉在初始延伸中已經失去的那部分自然，維持我們最原始的“面對面”直接交流的能力。
用保羅·萊文森的話說就是，“在人與技術的關系中，我們可以提煉技術、指引技術，使之按照適合我們感知和需要的道路發揮作用。”這就意味著，人在媒介技術演進的過程中發揮主導作用。人是具有主觀能動性的，是積極駕馭媒介的主人，我們可以主動地將媒介的進化服從于人的理性，讓其有無窮的發展潛力，更加人性化和合理化。
智能手機為何讓人“欲罷不能”？
智能手機將文本、語音、圖片等所有信息類型合為一體，整合了所有媒體的傳播特性，并且將傳統的通信技術與移動互聯網融為一體，因而手機成為目前最符合人性、最能滿足人類自然交流的媒介就不足為怪了。
對待技術的兩種觀點其實一直存在。例如，我們可能經常被父母批評沉迷于刷劇、看短視頻，而很少花時間去看書學習。這一看法其實也是尼爾·波茲曼的擔憂。
波茲曼認為電子文化是對印刷文化的顛覆，因為文字可以培養理性，人們通過閱讀書籍可以學會批判性思維。但是圖像的出現則會讓人們的感性認識多于理性分析，使人們逐漸陷入“娛樂至死”的境況。
但是萊文森則對此有不同的看法。在他看來，語言本身就是對現實的抽象，而文字則又是對口語的再次抽象。這種雙重的抽象使人們在閱讀的過程中極易受到外界的干擾，這也難怪圖像或視頻等形式會產生較強的誘惑力，因為它們對于現實世界的反應能力更逼真，也更符合人們對于真實世界的認知。從這一點來說，短視頻流行的背后其實是滿足了人類交往的深層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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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按照萊文森的觀點，新媒介的出現其實是一種“補救性媒介”。所謂“補救性媒介”，是指任何一種后繼的媒介都是對前一種媒介功能的補救，技術越進步，媒介功能也就越來越接近人自身。萊文森宣稱：“一切技術都不完美，但一切技術都提供補救手段，能補救思想和生存使我們困擾的不足。”
而智能手機，其實就是作為補償性媒介的集大成者。它兼容了幾乎所有其他媒體的功能，是一個真正媒介融合的產物。我們可以在手機上攝影、聽音樂、語音通話等等，這種集書籍、廣播、電視、電腦等媒介功能于一身的強大包容性，使得人們可以僅僅通過一部手機就享受到各種各樣的服務。
另外，根據麥克盧漢“媒介即人的延伸”的觀點，智能手機的出現，不僅延伸了人們視覺、聽覺，其獨特的觸摸操作還實現了人們觸覺的延伸，這也是與傳統互聯網相比又一“人性化”的特征。所以，智能手機其實給我們營造了一個多感官同時卷入的“通感”的感知環境，也更符合人們原始時期交流的情境。
提到智能手機的補償性，“移動性”或許是最重要的一點。人類有兩種基本交流方式：說話和走路。長期以來，人們無法在一種媒介中同時兼顧這兩種方式。我們在打電話或者玩電腦的時候，都必須要在一個固定的場所才可以。
而智能手機在兼具電話和互聯網的功能的同時，彌補了將人束縛在室內的這一缺陷。人們首次將邊走邊說整合起來，可以隨時隨地自由地交流。萊文森認為，“手機是革命，是超越電腦和網絡的革命；手機把我們送回大自然，使我們恢復同時說話和走路的天性。”
這種移動性加上與世界的連接性，使得手機賦予我們強大的能力，從而對我們的生活帶來了深遠的影響。
手機到底給我們帶來了什么深層影響？
以上均是從媒介演進的角度論述手機出現的必然性，但是手機真正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造成了哪些改變，這些改變對我們來說究竟是好還是壞？
首先，手機在彌補媒介移動性的同時，也解決了人們交流延滯的問題。我們可以隨時和別人交談。這種及時回應使人們擺脫了時間和空間的局限，最終實現了聯系自由。
但是，這種對于溝通速度的追求帶來的后果是，我們沒有充足的時間進行思考以做出理性的表達。大量瞬間傳遞的內容在我們的生活中造成了信息冗余甚至是泛濫，我們無法仔細分辨我們真正需要什么，也常常來不及深思熟慮。
這就使得人們更傾向于進行情緒化的表達，因而也更容易沖動。同時，我們的反應也更可能過激。萊文森就表示道：“因為各方看不見彼此的面孔、聽不見彼此的聲音，因此就失去了可以減少誤解的其他暗示，而且也推動了放肆而尖刻地回應：面對顯示屏比面對一張面孔更容易咄咄逼人。”
其次，智能手機的出現，使得我們無法在工作與生活之間劃分出明顯的界限。手機所具備的移動性，模糊了各個領域的邊界，我們不得不扮演多重角色并且要隨時準備切換。用萊文森的話來說就是，“公務和個人生活均質化的趨勢被送回了辦公室。結果，這個世界上只辦公或只娛樂的場所是越來越少了。”
不僅如此，手機的出現還造成了我們連續的生活不斷地被打斷。你有過手機鈴聲突然響起時的恐懼嗎？無論你處于何種場合或心情，只要電話鈴聲響起你就無法阻擋，除非你將手機關機。我們無法自由選擇交流的對象，只要開機，我們就不得不面對這個隨時可能到來的“插足者”。
萊文森稱手機是“擋不住的呼喚”。但是對其帶來的影響，萊文森并不在意。他樂觀地相信我們作為手機的擁有者完全可以決定手機的使用方式。如果越來越多的人期望擁有暫停的休息時間，那么我們就可以形成相應的社會規范，從而使得人們可以在自己選定的時間內擁有自由退出聯系的權利。
頻繁使用手機帶來的另一個問題就是時間的碎片化。我們每天都會時不時打開手機，但每次使用的時間可能并不長，即使長時間玩手機也喜歡快餐化地獲取信息，碎片化的特征十分明顯。這種快速的生活節奏將人們整塊時間割裂，打碎為零碎的片段，從而讓我們失去了讀一本書、看一部劇的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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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古拉斯·卡爾在《淺薄》一書中也提出了互聯網對于個體認知的影響。在書中，作者強調由于我們在網絡中通常是在非常膚淺地了解碎片化的信息，這會損害我們的深度閱讀和思考的能力，長期以往，我們的專注力和思考能力都會下降。而手機作為移動互聯網的終端，人們使用手機的時間較之電腦有過之而無不及，而這最終可能就會讓人都變得“淺薄”。
另外，手機也使我們體驗到了情感的疏離。現如今，我們面對面和他人溝通的能力似乎在不斷退化。不管在哪里，我們都可以看到在低頭玩手機的人。我們更喜歡在網絡中和他人聊天，但是卻因此忽略了身邊的親人、朋友。久而久之，我們與身邊人的真實情感體驗就會逐漸變淡。
研究表明，即使不玩手機，手機單純的出現就會破壞人們交流的質量。在和熟人交往中，手機的在場會使人們分心，注意力難以長時間保持集中，并且無法有效記住對方講話的內容或及時回應。
Miller-Ott A和Kelly L兩位學者在研究中還發現，在情侶之間，手機在場的破壞作用更為突出。有接近40%處在戀愛關系中的戀人表示，約會時對方會因手機所分心，進而產生情感沖突。
網絡上有段子調侃道：“世界上最遙遠的距離不是生與死，而是我們面對面，你卻在玩手機。”雪莉·特克爾在《群體性孤獨》中也提到了這一現象。手機的出現可以讓我們的交流更加便捷，我們可以在虛擬世界中與人形成親密關系。但與此同時，我們會產生一種新型孤獨。那就是在現實生活中我們和別人的關系逐漸疏遠，在面對面交談中，我們也會習慣性地陷入沉默。
總的來說，我們不得不承認，在技術不斷變遷的過程中，媒介在不斷滿足人類需求的同時，也放大了人性中的一些劣根性。但是我們并不能因為媒介的負面性而否定了傳播技術的進步作用。我們能夠做的，就是要直面技術的兩面性，并且努力去改善和修補以往媒介的缺陷，使媒介能夠沿著人性化的方向不斷演進。
參考鏈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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