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銳（農健/圖）
2020年，“打工人”是最受關注的互聯網熱詞之一。按照過去的定義，那些從鄉村來到城市、從事勞動密集型產業的人被認為是傳統的“打工者”，但在互聯網的包裝下，“打工人”一詞顯然拓充了原來的意義。
令我印象深刻的、與此相關的兩次采訪，對象分別是攝影師占有兵和紀錄片導演李一凡，他們從各自的視角，窺見了傳統意義上的打工者的狀態，大量工人在工廠設定的流水線上，從事著機械而乏味的工作，他們的一言一行受嚴格管理。第一代打工者正是在真實機器的運轉中，變成一個個效率單元，甚至成為工業系統本身的一部分。
如今，盡管一些工人早已脫離了工廠流水線和龐大機器的控制，不用再忍受工廠帶給人的約束和窒息，但那種隱形的束縛又幾乎無處不在。2020年，曾被廣泛熱議的外賣騎手這一職業似乎在揭示，每一個人都漸漸成為機器和系統的一部分。互聯網機器正在捆綁和塑造大量終端的使用者，這種形式更加隱蔽，與龐大的工廠機器、繁忙的流水線作業截然不同。
過去兩年，我因為采訪得以接觸了大量互聯網群體。我發現，幾乎所有職業，包括那些一向被認為需要創造力的職業，都在面臨“互聯網機器”的侵蝕，創作的邊界開始變得模糊，所謂的“作品”像流水線上的產品一樣被快速、大量地生產出來。一方面，這種“流水線”“機器化”顯著提高了工作效率，生產出了更多符合市場需求的產品；另一方面，創作者卻變得不再重要，機器和系統取而代之，創作者從原來的“社會人”正逐漸進化為“機器人”和“系統人”。
互聯網將我們帶入新一輪大規模機械復制時代，這勢頭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迅猛。最為人熟悉的例子是自媒體內容的大量生產和復制。我曾寫過一個關于自媒體生態的報道，找到山東某自媒體村創始人“取經”，他向我傳授了諸多的套路和經驗，比如如何迅速生產和復制“流量”標題。據說，在他的指導下，村莊里文化水平不高的婦女都可以撰寫十萬加的流量稿件。
在過往的認知中，音樂也被認為是高門檻、技術性較強的行業。現在，流行音樂產品的生產者卻可以規避法律認定的抄襲風險，通過一定的程式、套路進行大量復制和改編，像洗稿一樣進行“洗歌”。最后，這些成品輸送給網絡音樂市場。有采訪對象對我直言不諱，他們幾乎不需要任何的樂理知識，一臺電腦便能輕松完成一首歌的創作，且無任何法律風險。
職業編劇這一群體的專業性也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挑戰。沒有任何編劇基礎的寫手，只需在一定的框架下接受訓練，便可以成為所謂的“編劇大師”。在一些采訪對象的描述中，一間狹窄的編劇工作室，十幾位剛畢業的大學生隨時待命，只要有人“派活”，便可以迅速分工，完成劇本的創作，供給日益繁榮的網劇、網絡電影市場。這些編劇作品完全能夠滿足“爆點”，緊跟熱度潮流，因而廣受追捧。
這些聽起來“匪夷所思”的現象，真的說明互聯網機器正使過去那些創造性工作變得更加簡單和高效嗎？站在工廠流水線上的“打工者”真的不見了嗎，還是他們已經變成了互聯網流水線上的“機器打工人”？
我們不必懷疑，潛心創作的人仍存在于各類文化產業中。但我們需要警惕的是，當這些行業被納入互聯網框架后，一個創作者面對的競爭對手已經不再是另一個旗鼓相當的創作者，而是一個瘋狂高效產出的“機器人”，它同樣在爭奪大眾和資本的目光，同樣擁有某種可怕的“競爭力”。
過去一年，另一個被廣泛討論的互聯網現象是“系統人”。牛津大學社會人類學教授項飆在2021年1月向科技界提出了三個問題：什么是系統？誰被困在系統中“？困”字背后到底有什么深意？
目前，超過8億的網民活躍于短視頻和直播構建的系統之中。圖為浙江義烏一位女老板正在直播。（視覺中國/圖）
項飆提到：“系統可以不通過一個穩定的組織形態，不需要制度化的關系，而把大量的個體攏在一起，能夠協調、影響甚至控制他們每一刻的行為。這種影響是通過控制數據實現的，而不是像以往通過穩定的社會關系。
”我對此很有共鳴。不只是外賣小哥使用的外賣軟件和外賣系統，所有使用互聯網工具的人都無法逃脫系統的束縛，從而被媒介影響產生行為“異化”的可能。
比如，肖戰粉絲舉報事件發生于微博搭建的明星系統中，依托于明星超話的諸多隱形條例約束的飯圈規則中，偶像和粉絲被資本緊密捆綁在一起，最終導致了肖戰粉絲和AO3粉絲群體的相互傾軋。事件發展到后來，誕生的反對肖戰粉絲的聯盟竟然也擁有了自己的超話，這意味他們也同樣被困于微博的系統之內。
“我更愿意相信在此背后是對新的生活方式的一種構造，當然也會形成一種人格類型的構造。”項飆評價外賣系統時這樣說。
當社會進入深度視頻化階段之后，我們需要更加注意短視頻、直播系統對使用者潛移默化的影響。目前，超過8億網民活躍于短視頻和直播系統之中，且日均沉浸時長正在增加，他們在新的系統中產生勾連，也必然產生新的情感連結、新的身份認同，甚至新的生活方式和形態。至于這會將我們帶向何方，仍是未知。
南方周末記者 張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