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塵4x/圖）
僅限熟人邀請、蘋果用戶專屬、僅限語音交流的一個來自美國的社交應用程序Clubhouse近期在網絡爆紅。Clubhouse躥紅的原因當然有很多，比如稀缺的邀請制造成了不可否認的饑餓營銷，人們競相涌進這個摩肩擦踵的社交場，生怕自己錯過了什么集體狂歡；或是由于疫情和春節的雙重加成，放寒假的學生、休年假的職場人士有充足的閑暇娛樂時間接受新事物；以及硅谷名人效應等。但除此之外，另一隱含意也從其爆紅后折射出來：熟人社交的落寞，陌生人社交的再次崛起。
雖然Clubhouse僅限熟人邀請并提倡實名制，對于少數學界精英、商界人士來說確乎可算熟人的寒暄，但對大部分普通人來說，其歸根到底是一場陌生人的社交狂歡。據筆者在Clubhouse游蕩一周的經驗，當然可以和熟人聊天，但聆聽陌生人或者意見領袖（KOL）發言的時間占比99%，遠遠超越與熟人社交的時間。就算是公開身份的發言，交流對象大多也是現實生活中少有交集的陌生人，偶爾會有聽過名字的意見領袖。更別說許多人巴不得隱藏自己的身份，做一個互聯網的小透明，光當收音機或播客聽著就其樂無窮。
而且由于Clubhouse是純粹的語音溝通軟件，并不會留下文字、圖像、視頻資料，這降低了交流的成本，使得用戶可以更多地注重交流的內容本身。此外，發言信息也被系統嚴格控制不能錄屏或存留。為了促成交流減少隔閡，用戶也紛紛自發維護此項社交規定。許多駐外記者在主頁寫到，“我不會在我未來的報道中引用任何人的話語”。在這個巨大的社交場，我們似乎可以暢所欲言：聽世界各地新冠肺炎親歷者的故事；和陌生人聊不會和身邊親朋好友分享的心事；談論人生觀價值觀，討論日常生活中似乎因“形而上”而回避的問題；即使五音不全，也有自信對著幾百人演唱歌曲。用綜藝《中國好聲音》類比，導師看不見參賽選手的樣貌，接收不到其余的非言語交流，索性專注歌聲本身。這種社交軟件界的“中國好聲音”鼓勵更多優質內容的參與，形成一個專注“好聲音”的良性循環。
其實這和互聯網成立初期的特征相似：匿名性帶來的與陌生人社交的傾訴快感。美國著名傳播學者Walther在互聯網成立初期提出了“減少不確定”理論。理論比對了線上線下與陌生人的人際交流：在面對面的場合，由于不確定陌生人的為人處世、性格特征等，人們會更傾向通過眼神、姿勢、觸摸、停頓等語言或非語言的方式和陌生人交流。但網絡媒介的出現使得這些本屬于線下交流的特性喪失，沒有了眼神、姿勢、容貌等非語言交流的提示（nonverbal cue），人們只能通過直接傾訴的語言形式減少和陌生人交流的不確定感。
但坦白說這一理論在互聯網普及、科技發展、網絡實名制之后變得有點牽強。4G、5G的出現使得人們近乎身臨其境地使用視頻、VR通話，極大地降低了非語言交流的損失。網絡上的人際溝通不再是展示另一個自我的地方，而是和日常生活緊密鑲嵌：微信24小時在線等待老板發令、騰訊會議實名制開會或上課。網絡最初的匿名性帶來的傾訴欲望被大大降低，網絡也失去了最初的獵奇性，因為即使是與陌生人之間的視頻通話也可以仿造面對面通話的狀態，觀察到眼神、姿勢、房間布局等等。雖然網絡視頻和面對面通話還有很多分歧和有待學界考證的地方，但確實很難在微信這種熟人社交的場所展示網絡匿名性的好處。可慶幸的是，新興的Clubhouse似乎又進行了“電子返祖”，把人們線上與線下的生活撕開了一條縫，如最初互聯網誕生時那樣，讓人們有機會從現實生活抽離出來，暢所欲言。
最近，筆者和胡楊在第72屆國際傳播學會（ICA）上發表的一篇文章似乎可以用來闡釋Clubhouse此種“電子返祖”現象。文中驗證了一個很有趣的模型，即在社交媒體上進行信息尋找（information seeking）會導致更多的真心傾訴行為（self-disclosure，比如自己的秘密、真知灼見等）,從而促進人和社會的聯結；但在社交媒體和熟人互動(online interaction)并不會導致更多的真心傾訴行為，也不能促進人和社會的最終聯結。
文章對后者不顯著的結論進行了猜想。人們之所以在社交媒體上很少對熟人(工作伙伴、親戚、同學、同事)進行除了必要社交之外的真心傾訴活動，如傾吐秘密、炫耀成績、發送自拍等，是因為和熟人傾訴意味著需要注意遣詞造句，需要注意是否選對了人，是否會影響單位同事關系、學校同學關系等等。人們在傾訴前需要思考過多的自我表現（self-representation），這降低了傾訴的欲望和內容深度。
與此相對，更多人會選擇陌生人多的微博、小紅書、抖音等平臺，并期待在一個沒有任何人認識的平臺傾吐自己生活的無奈、工作的失意。所以我們在微博等平臺經常看到有人發布“這是不敢發朋友圈的內容”，其根本原因就是面對熟人，我們有太多顧慮，而不敢傾訴太多真心話。諸如此類原因其實還是追溯到互聯網的匿名性，在Clubhouse、微博等平臺，相對來說更能夠還原互聯網初期的陌生人社交。用戶不需要顧慮太多“什么話該說”“什么話不能說”，評論者也不需時刻思考回復是否得當，點贊是否及時，而是簡單明了地暢所欲言。于是乎，更多秘密容易在微博、Clubhouse等陌生人社交的平臺展現。
不僅是Clubhouse，播客、YY語音、語音直播等純語音分享的平臺在此前也曾火爆。這些平臺的火爆其實也都基于一個原因，“我”不愿意向熟人傾訴秘密。那么未來，是否會有更多的陌生人社交平臺，充當一個個樹洞，讓我們傾倒無處安放的真心話？
（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傳播系學生）
Reference:
1.Walther,J.B.(1996).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Impersonal, interpersonal, and hyperpersonal interactio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3(1), 3-43.
2.Wu,B.& Hu,Y.(2021). The Effects of Pandemic-related Fear on Social Connectedness through Social Media Use and Self-disclosure. Paper is accepted by the 71th Annual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ICA) Conference, Communication & Technology Di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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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碧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