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全球科技創新進入空前的活躍期，各國從中獲得了巨大的紅利。但與此同時，各國在競爭中獲得優勢和保證安全的需求也變得更加迫切。全球科技創新發生了哪些變化，未來又該如何通過建立新規則來管控和適應新趨勢？
3月20～22日，主題為“邁上現代化新征程的中國”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21年會在北京釣魚臺國賓館舉行。在由第一財經總編輯楊宇東主持的“全球科技創新：塑造合作和競爭新規則”環節，中外專家對如何建立新規則從而推進國際科技創新合作等話題發表了看法。
清華大學蘇世民書院院長薛瀾表示，近年來全世界的創新領域有兩個重大變化，一是第四次工業革命的興起，二是中國的崛起。“根據美國科學藝術學院的數據，中國的研發投入從上世紀90年代非常低的水平，到今天按照購買力平價（PPP）計算已經超過了美國。中國科技文章的發表（數量）也已經超過了美國，中國的科學家、科技界對全世界的貢獻是巨大的，授予中國的專利數也超出了美國和其他國家。”
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高級研究員胡弗鮑爾（Gary Hufbauer）則表示，通過貿易和直接投資傳播技術，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全球繁榮的重要推動力之一。 但現如今，一些主要經濟體間的地緣政治緊張關系提高了國家安全的壁壘，從而對技術在全球的持續傳播產生了真正的威脅。“現在的國家安全壁壘已經到了一個荒謬的程度。”胡弗鮑爾稱。
技術只有通過協作才能良好發展
弘毅投資董事長、總裁趙令歡表示：“數字化改變了世界，我們相互聯系，脫鉤是無法實現的。在過去三到四年，我在很多場合看到了嘗試供應鏈脫鉤的做法和言論，但（最終）卻發現我們建立的相互依賴關系非常強大，有很深的基礎，并且帶來了很多益處。”
“現在我支持制造業供應鏈的再平衡、再分配，尤其是在疫情的情況下，有一些最基本的物資，希望能夠離本土更近一些，滿足不時之需。但是疫情同時提醒我們的是，我們有的問題大多是全球性的問題，比如疫情和氣候變化。我們必須互相依靠來解決這些問題，所以我們要摒棄一些傳統的思維，尤其是零和游戲的思維。”趙令歡稱，“貿易上的緊張關系給我們帶來了一些經驗，想要通過這種方式來解決貿易不平衡是做不到的。……我認為發動技術戰也是反事實、反邏輯、反科學規律的。技術通過協作才能夠有很好的發展。”
薛瀾從人工智能的國際治理層面舉例稱：“中國態度非常清楚，非常愿意和全世界所有國家共同合作，推動人工智能的發展，研究其社會影響。在這方面我們有很多機制，比如上海的人工智能大會，清華大學成立的人工智能國際治理研究院也在去年召開了國際論壇。我們特別強調在聯合國平臺之上討論人工智能的治理準則，要防止個別國家拉小圈子把其他大部分國家排除在外。在這些方面，中國一直在做很多工作。我們有很多建議，比如怎么樣進一步加強人工智能國際治理的合作，包括建立合理的全球平臺協調人工智能的治理，我們不光需要加強在技術方面的合作，還有治理方面的合作，尋找我們共同的價值基礎，同時承認各個國家在這方面的差別，共同推進一些基本的準則和規則，保證人工智能的發展能夠為人類造福。”
如何塑造合作和競爭新規則
在公平競爭與創新合作協同發展的當下，全球性的議事規則和制度對創新過程產生了越來越大的影響。該如何從規則領域解決挑戰？薛瀾提出，一方面，近些年來，主要經濟體的科技創新領域出現了許多不實之詞，在全世界范圍內，各方應該首先把事實厘清。
其次，薛瀾認為，在主要經濟體基于一些假設條件和共同利益相互融合的背景下，“可能現在產生了一些新的分歧，我們要把這些問題提出來，去做進一步的分析。”他稱，“有些規則我們是可以繼續遵守改進的，另外有一些新的規則，尤其是像人工智能等新技術領域，我們需要共同討論。”
薛瀾舉例稱：“在這一點上，中美已經有過很好的先例，2010-2016年在中美戰略經濟對話過程中有一個機制叫中美創新對話，當時我有幸參與這個過程中，作為中方的專家組長。在這六年期間，中美雙方的專家非常坦率地就中美在科技創新領域的一些問題進行了深入的交流，而且也解決了其中個別糾紛。這樣一些機制，對我們探討一些新的規則，可以有很大潛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