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加強金融服務民營企業的若干意見》指出，積極支持符合條件的民營企業擴大直接融資。從股權融資情況看，隨著IPO數量回暖以及科創板落地，這一情況在2019年有可能徹底扭轉。從債券融資看，由于銀行和公募基金對于債券投資的風險控制要求較高，從投資端優化債市支持民企，需要加大金融機構債券投資力度

日前印發的《關于加強金融服務民營企業的若干意見》(簡稱《意見》)提出5大類18項具體而翔實的內容，加強對民營企業的金融服務。其中，涉及直接融資的主要有深化上市公司并購重組體制機制改革等8方面內容。如何理解這些政策措施?民營企業怎樣利用好直接融資“紅利”?

民企再收“大禮包”

2018年下半年以來，支持民營企業發展的政策頻出，中國人民銀行、中國銀保監會、中國證監會等部門已經發布多項針對金融服務民營企業的政策措施。為何2019年還要繼續派發金融民企服務的“政策大禮包”?

華爾街見聞首席經濟學家鄧海清認為，《意見》的發布背景主要有兩個：一是民企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仍未根本解決，民企違約個案增多，不確定性因素增多，尤其是在直接融資方面仍然是服務民營企業的“短板”之一。從債券違約主體屬性來看，民企數量占比較高。二是監管部門疏通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獎勵為主的“中醫療法”見效相對緩慢。監管部門對于支持民營企業的融資不可謂不盡心，但是對銀行的獎勵短期內難以彌補銀行出現壞賬承擔的責任，極少數商業銀行甚至可能通過“以貸轉存”等方式變相完成指示，民企的實際獲得感仍有待提升，這方面也需要加大直接融資支持力度、分擔間接融資壓力。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董希淼認為，客觀地說，民營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不是新問題，這背后涉及多方面的原因。一是目前民營企業自身信用不足嚴重制約其融資能力。二是缺乏針對民營企業等中小企業的創新金融產品和信用評價體系。尤其是商業銀行，其信貸投放的評價維度無法脫離“主體資質評級、扺質押物價值評判、還款來源評判”等中小企業難以滿足的硬性指標。三是金融體系不健全以及金融服務中介機構不發達，不利于相關政策落地。

董希淼表示，正是意識到了民營企業融資問題的復雜性和艱巨性，本次《意見》給出更有針對性、實操性的解決方案，既有原則性的要求更有具體的對策，措施到位，尤其是涉及直接融資等方面亮點頗多。

股權融資“補短板”

《意見》涉及直接融資的內容主要有幾方面：積極支持符合條件的民營企業擴大直接融資。完善股票發行和再融資制度，加快民營企業首發上市和再融資審核進度。深化上市公司并購重組體制機制改革。結合民營企業合理訴求，研究擴大定向可轉債適用范圍和發行規模。擴大創新創業債試點，支持非上市、非掛牌民營企業發行私募可轉債。抓緊推進在上海證券交易所設立科創板并試點注冊制。穩步推進新三板發行與交易制度改革，促進新三板成為創新型民營中小微企業融資的重要平臺。支持民營企業債券發行，鼓勵金融機構加大民營企業債券投資力度。此外，還包括“研究取消保險資金開展財務性股權投資行業范圍限制”“抓緊完善進一步支持創投基金發展的稅收政策”等內容。

投中研究院院長國立波認為，《意見》涉及直接融資的內容主要包括股權融資、債權投融資兩條脈絡，實際上是“兩條腿走路”支持民企發展直接融資。在股權融資方面，私募股權投資基金是民營企業直接融資的主要提供者之一，《意見》的推出，有利于在稅收、投融資渠道等方面鼓勵私募基金繼續參與民營企業新股發行、再融資、退出以及并購重組等方面，同時在市場交易制度、優化體制機制等方面給民營企業“派發紅包”，有利于激發創業板、新三板等相關板塊服務民營企業的活力和效率。總體看，《意見》出臺具有連續性，是近年支持民營經濟、擴大直接融資政策的匯總和加強。下一步，政策的最大亮點和重點是在具體政策的落地和落實，尤其是設立科創板并試點注冊制等方面，是今年在股權融資角度支持民營企業發展的“重頭戲”。

2018年A股IPO企業數量為105家，與2017年相比下降76.0%，成為2018年民企股權融資規模有限、私募基金退出難和募資難、VC和PE市場活躍度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業內人士表示，隨著IPO數量回暖以及科創板落地，這一情況在2019年有可能徹底扭轉。IPO數量一旦回升，民營企業融資規模必然相應增加，私募股權投資基金的“春天”也要來了。

前海股權投資基金(有限合伙)首席執行合伙人靳海濤認為，過去，影響私募基金服務民企積極性的重要因素是“募資難”，背后的原因是本應成為VC(創投基金)或PE(大型私募股權投資基金)主力軍的保險資金進度比較緩慢，一般的創投基金難以滿足保險資金對當期收益考核的要求。如今，《意見》出臺有望鼓勵更多險資等“長線資金”通過私募基金加入支持民營企業陣營。

發債渠道需暢通

中誠信研究院統計顯示，2018年我國債券市場發行總規模為43.8萬億元，較2017年增長7.2%，其中，企業債發行規模和數量同比分別下降35.18%、25.1%，公司債(公開)發行規模和數量同比分別增長79.09%、48.33%，公司債(非公開)發行規模和數量分別增長18.88%、9.65%。從占比看，企業債和公司債(公開)兩類債券2018年僅發行286只、798只(公開)，發行規模僅分別為2418.38億元、10103.48億元，可轉債全年發行83只，規模僅為793.12億元，這些廣義上的公司信用類債券占整個債券發行規模的比例遠遠小于政策性金融債、地方政府債、國債等品種。

《意見》提出支持民企債券發行、擴大定向可轉債適用試點以及創新創業債試點等內容，反映出當前債券市場的發行和交易結構還有優化空間。

鄧海清表示，目前，我國債券種類和分管部門較多，企業債主要是為國有企業提供融資渠道，極少數民營企業有過發債記錄。而公司債歸中國證監會系統管理，發行“門檻”相對不低，發行流程、交易規則、私募債市場的流動性等仍有待優化。近期，監管部門明確加快民企債券發行審批速度，目前看相關發債渠道仍有待完善。從債市“門檻”看，非金融企業債務融資工具和交易所公司債過多強調債券發行的安全性，對準入門檻的把控非常嚴格，只有少數大型民營企業有可能通過該渠道獲得融資。總體看，由于銀行和公募基金對于債券投資的風險控制要求較高，從投資端優化債市支持民企，需要加大金融機構債券投資力度，從更多指標考核上入手，鼓勵投資機構選擇投資民企發行的債券。

中國銀河證券首席經濟學家劉鋒認為，從社會融資規模看，我國目前融資方式主要還是銀行貸款，而股權融資和債權融資規模占比均不高，在民營企業發行企業債券融資、可轉債融資等方面還有很大提升和優化的空間。 經濟日報·中國經濟網記者 周 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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