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份，個人稅收遞延型養老保險計劃試點落地，被視作養老第三支柱建設正式啟動;8月份，證監會首批核發了14家基金公司的14只養老目標基金。
“我們連續四五年與中國監管部門溝通下來，明顯感受到監管層對個人養老問題的重視程度在逐步加深。現在第三支柱的發展和養老目標基金的推出都有了實質性進展。”富達國際中國區董事長李少杰在接受記者專訪時表示。
國際上，養老三支柱是通行的做法。富達最早于1996年在美國市場推出了養老目標日期基金，為投資者提供了動態的投資風險控制，成為養老金投資的主流產品。而今，中國為了解決養老問題而啟動第三支柱建設，對于保險機構、公募基金而言也意味著新的市場空間。外資機構也在積極布局中。
養老目標與準備的割裂
中國年輕人對于未來老年生活的預期與當前養老籌劃之間存在嚴重割裂，即對養老目標極為樂觀但養老行為則遲緩。絕大部分年輕人希望自己能在57歲退休，且認為他們需要擁有163萬積蓄(主要是現金)以迎接舒適的養老生活。
但同時，半數男性和三分之二的女性尚未開始做任何養老規劃，年輕人中大部分計劃40歲以后開始進行養老儲蓄，也就是說，對照其57歲的退休目標，僅有17年的儲蓄時間;而按照其163萬的養老目標以當前的儲蓄率計，需要60年。
年輕一代對于養老體系以及養老投資的認知嚴重不足。三分之二的人希望依靠政府養老金和現金儲蓄來養老，不到三分之一的人希望依靠年金、保險產品、租金收入、股票或售房所得來養老。而在已經開始進行養老儲蓄的人當中，也僅有三分之一的人優先考慮長期回報產品。
“其實在進行個人養老建設之初，對于養老問題認知不足在世界其他地區也是非常普遍的。現在中國政府已經朝著這一方向邁開步伐，市場氛圍也很積極，但短期內可能不會看到明顯效果，這是正常的，需要經歷漫長的投資者教育階段。”李少杰表示。
他還對記者指出，目前中國養老面臨幾大問題：一是老齡化問題，老年人口不斷增加，年輕人不斷減少，中國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最新的研究顯示，如果這一情況持續，中國養老金缺口在2018年達到6000億，在2020年將達到8900億;二是經濟結構調整，由投資、出口轉向消費導向，年輕人的消費觀念變化，信用卡、網貸等提前消費模式興起，導致個人負債率上升;三是獨生子女政策之下的“夾心一代”承擔的壓力逐漸凸顯。
市場架構建設任重道遠
“三支柱”是世界各國普遍采用的養老體系，多數國家和地區經歷了從政府養老為主逐步過渡到個人賬戶的發展歷程。其中，美國尤其典型，1974年以前以確保退休金計劃(Defined Benefits，簡稱“DB計劃”)為主，老齡化和收不抵支的壓力下開始建立第二、第三支柱，如今其個人賬戶在養老體系中占比超過60%。這一過程中起關鍵作用的因素即稅收優惠和投資預設制度。
李少杰說，國際上養老第三支柱做得好的，核心都是稅收優惠制度。他介紹，美國401K計劃中的預設制度尤其關鍵，其中包含兩層預設，一是默認一部分收入進入個人養老賬戶，其次是默認由專業機構對賬戶進行投資。“在實施預設制度之前，個人賬戶的配置情況非常極端，集中在低波動的貨幣基金和高風險的股票兩端，而默認由管理機構按照不同階段的不同風險偏好設計下滑曲線投資以來，則要平衡得多。”
中國同樣有意借力稅優。稅延養老險以延遲繳稅的方式來鼓勵個人購買商業養老險，此次推出的養老目標基金也可能獲得一定的稅收優惠。不過，一位養老領域專家對記者指出，受限于稅收制度，中國在這方面的空間較為有限，能起到多大作用有待觀察。
目前，我國整個養老金體系僅占GDP規模的10.6%，不僅遠不及歐洲、澳大利亞這些高福利國家和地區，與美國的120%和日本、韓國、香港地區的30%-40%也相距甚遠。具體而言，仍以第一支柱為主，以企業年金為代表的第二支柱覆蓋率極低，僅不到10%的企業參與。
李少杰建議，中國政府可針對特定的人群給予特定的稅收優惠或者財政補貼。不過，政府引導和鼓勵是一方面，另一個核心問題是投資者教育。以日本市場為例，富達早在2010年開始，同樣也是從投資者教育開始切入了日本養老市場，彼時針對日本1.1萬人的養老調查中，僅有22%的人對于“投資”這一行為給予了正面反饋，如今這一數字提高了10個百分點至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