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電商未普及之前的信用體系下，城市和鄉鎮市場是分割的。”在京東大數據研究院北斗會論壇上，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經濟發展研究室主任徐奇淵表示，電商發展正在助力信用體系建設：通過產品上行及消費下沉，將城市與鄉鎮商品連通起來。
徐奇淵表示，古代四大發明的造紙術和印刷術本質上也是信息的傳遞，屬于古代的“IT產業”，指南針是交通運輸業的關鍵一環，與現代的高鐵同屬于交通運輸業。建立在現代互聯網技術、物流、IT產業的基礎上，形成的電商商業模式，則是基礎設施和信息建設的結果。
我國商品市場的分割曾經一度相當嚴重，這種市場分割是多種因素造成的。徐奇淵認為，中國并沒有天然融合的大市場，打破地方保護主義最重要的助推就是電商的發展。“沒有電商之前，信用體系是割裂的;電商出現后，成了鄉村信用體系建設的橋梁，打破地方保護主義。電商讓國內變成了統一的市場，不僅能解決消費問題，還激活了中國的內部動力。”
徐奇淵認為，無形的信用體系本質上是一種公共產品，中國在上世紀90年代末、本世紀00年代初的時候，發展瓶頸之一實質就是信用體系。在一定程度上，商業信用的缺失，阻礙了社會分工的發展，阻礙了儲蓄轉化為投資。而在過去10多年的高速發展過程中，以京東為代表的電商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信用體系的建設，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這種公共產品。電商不僅為消費者獲得海量商品信息提供了技術上的可能，還通過自身的品質背書使消費者在線上購物的品質得到保障。
以京東為例，通過長期品牌積累，京東自營的B2C模式釋放了消費者對高品質生活的需求。同時，京東以自己的聲譽提供品質背書，逐步建立起信用體系。這樣的信用體系建立起來后，連接了消費者和生產者兩端，推動了社會分工的發展和資源的優化配置。
“在信用體系沒能建立起來前，大家不敢互相做生意，最后都去跟老外做生意，都去出口。這樣一來，導致國內產品賣得比國外還貴，這個價差反映了信用體系的風險溢價。”徐奇淵說，“現在有了電商模式之后，國內信用體系建立起來了。對消費者來說，信用就是口碑，讓消費者敢于再去二次消費，甚至更多的人慕名前來消費;而對生產者來說，信用意味著正常的現金流和可預期的經營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