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合約雖然在某種程度上實現了技術與法律的協同，但還需要現行法律制度的進一步確認。
機遇與挑戰并存
區塊鏈技術是近十年間發展起來的一項新興技術。狹義上，區塊鏈是一種按照時間順序將數據區塊以相連的方式組合成的鏈式數據結構，是以密碼學方式保證的、不可篡改和不可偽造的分布式賬本。從廣義上理解，區塊鏈技術是利用塊鏈式數據結構來驗證與存儲數據、利用分布式節點共識算法來生成和更新數據、利用密碼學的方式保證數據傳輸和訪問的安全、利用由自動化腳本代碼組成的智能合約來編程和操作數據的一種全新的分布式基礎架構與計算范式。
區塊鏈技術最重要的兩個特點是可信任和去中心化，區塊鏈技術透明化的特性使信息能被公開獲取，確保數據的真實和不可修改，從而創造可信任的環境，同時去中心化的特點使其能保護隱私，并能提供可靠和滿足多種功能的設定。
區塊鏈技術發展中的風險挑戰
區塊鏈作為一項新型技術，具有非常廣闊的應用前景，會對原有的社會秩序和格局產生重大影響;但同時也需注意到，這種革新也會產生新的問題，對原有社會秩序和區塊鏈本身都提出新的要求。
(1)“去中心化”與傳統監管模式的本質矛盾。
目前對區塊鏈的監管主要體現在貨幣系統和金融領域，因其關系到一國的經濟秩序和金融體系穩定。除了在小范圍的投資領域流轉外，比特幣當下最為主要的應用場景是洗錢、勒索和黑市交易等犯罪活動。
雖然少數承認數字貨幣的國家和地區已基本出臺了相應的監管政策和舉措，但具體監管效果還不確定。另外，除了對明顯違法行為的監管之外，還需要對技術規則本身進行規制。區塊鏈的“去信任化”功能并不能克服技術設置本身的“不誠信”問題，以技術為包裝的規則失衡因具有隱秘性而使得監管更加困難。
對數字貨幣的監管和數字貨幣應用本身就是一對矛盾的存在，傳統的監管模式是集中化的、反匿名的，這無疑與區塊鏈技術“去中心化”的本質特點相悖;更深層次的悖論則在于數字貨幣背后的科學技術與監管體系之間的價值追求并不相同，前者奉行“去監管”哲學，崇尚自由開源，而后者則強調風險防控與化解，追求效率、安全與公平的動態平衡。
(2)“去中心化”與“再中心化”的循環悖論
“去中心化”是區塊鏈區別于其他傳統系統的主要特質，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其所有的革新意義也都源自于此，“去信任化”“自治性”不過是“去中心化”在技術規則賦權下的意義延伸。然而，正如世間沒有絕對真理，區塊鏈的“去中心化”也沒有那么絕對。雖然在技術和理論上的確可以實現絕對的“去中心化”，但現實中資源和信息的流動會促使新的中心形成，從而對“去中心化”的意義和功能造成消減。
數字貨幣的礦池和交易平臺即為此方面的典型代表，二者雖解決了人人皆可參與挖礦和交易數字貨幣的現實需求，卻成為新的中心化平臺，引發因中心化而導致的危機和風險。另外，區塊鏈在社會治理中的應用也有可能出現同樣問題。因具有可擴展性，區塊鏈平臺可能會促使新的虛擬權力產生，并進而導致“現實政治的重新集權”，少部分技術精英壟斷或主導公共事務卻無需獲得任何合法授權或不受任何監督。
(3)“智能合約”與現行法律制度的對接難題。
區塊鏈應用除了面對監管系統缺位、監管規則空白挑戰外，還需要克服與現有法律系統的對接和協調問題，才能獲得正式的合法性地位，這主要體現在智能合約的應用方面。目前，關于智能合約的論述大多集中于強調其如何實現可編程金融以及如何取代中介機構等方面，而忽略了智能合約與現有法律系統尤其與合同法的協調和兼容。
首先，是關于語義解釋和表達效力問題。現實生活中，受限于語義表達多意性和客觀情況多變性，往往會出現法律未規定或雙方未約定情形，需要對法律規定或合同條款進行解釋，且這種解釋往往涉及復雜的利益權衡和價值判斷，應依靠具有公信力的第三方從中裁決;但智能合約卻完全依靠計算機語言寫就的程序在締約方之間實現驗證和執行，這必然會引發一個根本性問題，即程序代碼是否能夠精確地表達合同條款的語義以及合同條款是否又能準確表達當事人的意思，若不能表達，那么對于代碼的語義應如何解釋、由誰來解釋，以及最為關鍵的一點——其是否屬于被合同法所認可的有效合同形式?
其次，在智能合約執行過程中，一切均需聽命于事先設定好的代碼，而不考慮締約方當下的真實意愿，若一方當事人某一操作失誤或希望有其他選擇，代碼程序并未提供可修改的替代方案，則所謂“智能”并不智能，以致合同法上的合同變更、撤銷和解除等制度根本無從適用，而這與近代私權社會所確立的基本民法理念“意思自治”是完全相悖的，讓人不免擔心智能合約在提高效率的同時可能也犧牲了一定的公平和自由。
智能合約雖然在某種程度上實現了技術與法律的協同，但還需要現行法律制度的進一步確認。
(4)“共識機制”下的技術與現實差距
“共識機制”是區塊鏈技術的重要組件，處于區塊鏈技術架構的較底層。區塊鏈系統中的各節點能夠在沒有第三方信用機構存在的情況下對某一行為記錄認可，原因即在于各節點自發地遵守一套事前設定好的規則，該規則可以直接判斷行為記錄的真實性并將判斷結果為真的記錄記入區塊鏈之中，這種判斷規則就是“共識機制”，其是區塊鏈應用得以實現的技術保障。如區塊鏈在應用于社會治理時，有激進觀點認為傳統的集權政治和等級制度都將被新的治理模式和認知方式取代，信息技術作為一種新“權力”將會“解放”傳統“權力”。這一主張明顯帶有技術烏托邦色彩，忽略了技術功能與實際現實之間存在的明顯差距，正如技術能夠實現去中心化不代表可消除現實中的再中心化一樣，系統中的各節點能夠對某一交易記錄達成唯一共識不代表用戶對整個系統的發展也可以達成唯一共識。現實中，個人行為往往具有很強的波動性和盲目性，上述觀點所主張的泛化民主會打破治理主體與公眾間原有的平衡，導致決策共識更難實現，以太坊的幾次分叉充分說明了這一問題，因利益和價值觀差異，社區內用戶的主張不可能完全一致，若再將其應用于整個社會，共識的難度可想而知。
區塊鏈技術的政府治理
由于區塊鏈技術仍處于早期發展階段，不少政策管理者仍在觀望，而一些已有的管理措施剛實施不久，所以也難以對其可能帶來的長期影響進行分析評價。總體而言，區塊鏈的政府治理的討論涉及以下幾個方面
(1)區塊鏈的政府治理模式。
就目前而言，各國區塊鏈治理的主要政策大致可以分成五類模式。第一類是等待觀望持這一態度的管理者繼續沿用現有的法律框架，仍在觀望該技術將如何發展。第二類是發布指導意見(Issue Narrowing or Broadening Guidance)，即管理者在已經收集到的信息基礎上決定簽署非正式引導意見，明確現有的法律框架如何適用于新技術，這一措施將導致現有規定原則的窄化或放寬。三類是沙箱(Sandboxing)，采用這一方式的管理者能在出臺規范措施之前觀察并學習，同時為創業者提供一定的法律確定性。第四類是出臺新的立法措施(Issue New Legislation)，這一方式能吸引技術創新，但也承擔著過早立法的風險，長期來看可能產生負面后果，如隨著技術的演進需對立法進行重新修正等。第五類是將技術納為己用(Use Blockchain Technology for Their Own Purposes)，這一方式使管理者能夠通過自己使用、測試技術來增加對技術的了解。
(2)區塊鏈治理監管的原則。
在監管過程中，研究者建議政府需要遵循以下相關原則：
一是保持治理監管措施的穩定是推動技術創新和發展的一種方式;
二是必須在最開始就將反洗錢、保護消費者等公共政策目標的考慮納入其中;
三是需關注治理監管權威機構和行業代表之間對話的重要性;
四是借助技術創新激發法律創新，倡導多中心的合作監管方式;
五是監管者應鼓勵不同層次的實驗;
六是治理監管措施應關注技術的具體使用案例而非技術本身;
七是監管者應抵制過早的創立新規定的誘惑;八是監管者應參與到跨國的合作和對話中。
(3)區塊鏈治理需要注意相關法律框架的調整
研究者提出需要思考新的能夠平衡區塊鏈技術和管理的法律范式，以應對正在不斷涌現的自治系統。
由于數字貨幣在整個區塊鏈中居于中心地位，所以數字貨幣的管理也成為區塊鏈政府治理的重點。2015年9月，美國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CFTC)發布文件，將以區塊鏈技術為支撐的比特幣和其他數字貨幣定義為“商品”，這意味著所有涉及比特幣的交易行為都需嚴格遵守美國現有的關于大宗商品及其衍生品的市場管理規定而在歐洲，2016年2月，歐洲議會發布了數字貨幣監管草案，將比特幣和其他數字貨幣納入到反洗錢和打擊恐怖主義融資的監管范疇中。同樣，2017年12月，澳大利亞兩議院正式通過了《反洗錢和反恐怖主義融資法案2017年修正案》，該修正案在原有的基礎上增加了對數字貨幣的監管內容，提出打擊加密貨幣的非法使用。
總結
區塊鏈技術雖然未必能像互聯網一樣在某種程度上完全改變人類社會的整個生態體系，但在某種程度上來說，區塊鏈可以被認為是互聯網的又一次飛躍。因為區塊鏈不僅延續了互聯網早期的去中心化、去中介化、平權的交流理念，同時分布式的賬本也重構了互聯網的信任機制;另外諸如數據的確權使用、價值的高效傳輸等特點，還可以廣泛應用于很多行業，比如金融服務、合同契約、慈善公益、物聯網等，未來很有可能重新定義這些行業的規則，創造出新的價值。但是，區塊鏈的發展也面臨著眾多的挑戰，無論是其底層技術、還是商業場景的創新，特別是政府的引導與監管，都還有待于進一步的探索創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