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經歷了主流數字貨幣瘋狂上漲及ICO(首次代幣發行)猖獗發行的2017年上半年野蠻生長期后，2017年9月4日，中國央行等七部委聯合發布《關于防范代幣發行融資風險的公告》，正式開啟了對ICO和數字貨幣的強監管時代。此后，全球各監管機構也相繼收緊監管。但全球對于數字貨幣的定義不統一及監管無法協同的情況依舊顯著。
與此同時，一些數字貨幣業內人士開始配合監管增加透明度，不少國家央行也開始研究央行法定數字貨幣(CBDC)，希望為數字經濟提供合法的主權數字貨幣。
全球數字貨幣監管趨嚴
對于數字貨幣，首當其沖的問題即在于，如何對其進行定義——是將其視為一種貨幣，還是一種資產，抑或是一種商品。伴隨這一問題而來的更重要的問題則是，應如何看待比特幣等主流數字貨幣，且如何對數字貨幣進行監管。
花旗中國相關人士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很多主流數字貨幣，例如比特幣、以太坊、瑞波幣等均沒有法定的購買力，本身的內在價值也不大，它們的價格主要來自于持有者的相信和預期，因此不確定性比較大。國家支持是數字貨幣獲得真正成功的正確途徑。
上述人士表示，如果“數字貨幣”的購買力是由政府支持的，它就可以成為主流意義上的貨幣;如果“數字貨幣”的購買力來自于其本身的內在價值，它實際上是一種商品，或者說是虛擬商品;如果“數字貨幣”內在價值很少，其購買力主要來自于持有者的相信和預期，這時“數字貨幣”作為商品進行交易的合理性就會存在爭議。
上述人士介紹稱，對于私人“數字貨幣”網絡，有些國家將其定義為虛擬商品或虛擬貨幣，有些允許其作為“私人貨幣”，有些認為其存在欺詐。中國、韓國主張私人“數字貨幣”的發行或交易不合法，美國、英國、法國、俄羅斯等國主張私人“數字貨幣”不違法但需要監管，日本、德國、印度、澳大利亞、加拿大等國主張私人“數字貨幣”合法并需要監管。
瑞銀全球宏觀政策分析師Joni Teves也以比特幣為數字貨幣的代表，告訴第一財經記者，比特幣還不能被視為貨幣或有效資產類別。
他稱，不論是作為一個可行的全球交易的支付方式，還是一個主流的資產類別，比特幣目前都還太不穩定，太局限了。由于缺乏價格穩定性，比特幣未達到被視為貨幣的標準。盡管比特幣在某種程度上已成為交換媒介，但它還不是支付商品和服務的常用方式，技術方面(可擴展性)也限制了其處理交易量的能力，其能處理的交易量無法與現存支付系統同日而語。
“實際上，各國對于私人數字貨幣網絡進行監管的態度是一致的，監管的重點是反洗錢、消費者保護、稅收等。各國在政策上表現形式不同實際上反映的是私人數字貨幣網絡在各國的發展狀況。”上述花旗中國人士稱，現在全球主流的貨幣都是法定貨幣，依靠政府的法令使其擁有者購買力，而且法定貨幣一般本身沒有內在價值。歷史上有一些貨幣是具有內在價值的商品，在商品交換中充當一般等價物，但這在今天已經不普遍了。
Joni Teves也告訴第一財經記者，目前，全球主要國家在數字貨幣監管框架各不相同。
在歐盟層面，監管對象包括反洗錢指令(AMLD)范圍內的托管錢包提供商品和虛擬貨幣兌換平臺。此外，將數字貨幣轉換為法定貨幣被視為是在提供服務，對之免征增值稅，反之亦然。
在英國，來自數字貨幣的收入的可征稅性取決于活動的類型和所涉及的各方。增值稅僅適用于涉及數字貨幣兌換的商品和服務提供商。
美國沒有直接的、全面的聯邦層面對數字貨幣現貨市場的監督，國家銀行監管機構主要通過國家匯款法監督某些美國和外國的數字貨幣現貨交易;數字貨幣的稅收待遇與資本收益相同;采用金融犯罪執法網絡(FinCEN)來監控被用于反洗錢目的的轉賬; 美國證監會(SEC)負責打擊未注冊的ICO項目。
日本的監管框架較為復雜：數字貨幣交換業務在修訂“支付服務法”后受到監管，要求對企業及其客戶的資金或數字貨幣進行分開管理。數字貨幣公司每年應保存的會計記錄和報告要提交給日本金融服務廳(FSA)，如果不符合某些條件或存在違規行為，FSA有權進行檢查并強制要求其改進做法并取消注冊或暫停營業長達六個月;根據“防止轉移犯罪收益法”，公司需要檢查客戶身份，保存交易記錄，并且必須向當局報告任何可疑交易;根據“所得稅法”，數字貨幣的銷售利潤被視為雜項收入而非資本收益。
此外，據第一財經記者梳理，2018年4月11日，澳大利亞政府表示，位于澳大利亞的數字貨幣交易所(DCE)必須向澳大利亞注冊，并符合政府的反洗錢/反恐融資合規和報告義務。
加拿大對于數字貨幣的監管政策比較明確，即認為數字不具備貨幣屬性，而是一種證券。加拿大證券委員會于2017年8月發表的文件表示未來數字貨幣市場有必要按照證券法進行管理。
俄羅斯的數字貨幣監管較緊。9月16日，俄羅斯提出了數字貨幣監管草案的替代方案。不過，目前還沒有計劃為數字貨幣制定“單獨”的稅收框架。
新加坡監管層一方面主動降低數字貨幣市場準入門檻，另一方面則積極治理不符合監管要求的數字貨幣。9月19日，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AS)負責人表示，MAS將代幣分為應用型代幣，付款型代幣以及證券型代幣。MAS不打算監管應用型代幣，但付款服務性條例草案將在本年年底制定，以使用付款型代幣。證券型代幣適用于現有的新加坡證券及期貨法。
全球央行紛紛研究法定數字貨幣
那么，在全球監管整體趨嚴的背景下，數字貨幣的前景預期如何?
國際清算銀行(BIS)近日發布的一份報告顯示，各類國家監管行動會對數字貨幣市場產生巨大影響。在各國央行發出數字貨幣或ICO相關的監管公告以及反洗錢(AML)、了解你的客戶(KYC)等相關規定時，數字貨幣市場往往反應反應劇烈。
電話幣(telcoin)首席執行官和聯合創始人Claude Eguienta告訴第一財經記者，數字貨幣領域真正的趨勢不是已經發行的數字貨幣的美元價格，而是正在快速增長的創新。
電話幣是全球第一家利用移動電信和區塊鏈技術為亞洲無銀行賬戶的人提供金融服務(如匯款)以促進金融包容性的加密貨幣公司。
Claude Eguienta稱，監管也正是(數字貨幣)這一領域正在趨于成熟的一個指標，因為政府不會再浪費時間來監管過熱發展，而是在鼓勵創新的同時(事先)保護公民。“全球的強監管是積極的。在過去的一年里，我們一直與很多監管機構密切合作，他們理解數字貨幣會存活，而監管者則會做好自己的工作，確保用戶的使用安全。后者也應該成為區塊鏈公司的關注重點。”
他并稱，如果數字貨幣想要被廣泛采用，透明度是關鍵。包括電話幣在內的數字貨幣公司都必須密切關注監管方面的考慮和行業發展，并繼續與監管機構合作以提供高度透明度。與此同時，他也向記者提出，增加公眾和投資者教育，增強其對區塊鏈和數字貨幣等技術的運作方式以及為整個國際社會帶來的潛在利益的理解和認識也是至關重要的。
他以電話幣為例表示，金融服務和數字貨幣的結合為亞洲電信業的發展帶來巨大潛力，不僅為電信公司帶來了新的收入來源，也使其成為促進亞洲金融包容性的橋梁。
不過，他也坦言，數字貨幣今天面臨的主要問題是軟件問題，可擴展性尚未解決。“許多相關團體正在研究如何擴大交易規模，以及如何提高采礦效率。這些問題至今仍然懸而未決，目前的提案不是尚未做好準備就是需要進行某種權衡妥協。雖然如此，我們有信心找到解決方案。”
上述花旗中國人士則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國家支持的數字貨幣是最有可能成功的。推進法定數字貨幣和監管私人“數字貨幣”網絡其實是世界各國的共同趨勢。主流意義的數字貨幣應該是以數字形式存在的法定貨幣，它需要具備貨幣的屬性因此離不開國家的支持，它需要運用區塊鏈等技術使其能夠以數字形式流通。
“將來會有國家發行數字貨幣以彌補傳統貨幣(特別是紙幣)的缺點。私人“數字貨幣”網絡的發展方向需要從脫離政府監管轉變為解決經濟中的現實問題。”其稱，數字貨幣所依賴的技術和經濟監管是不沖突的，它甚至可以促進監管科技的發展，實際上區塊鏈等技術在經濟監管方面已經有一些應用的試驗了。
事實上，目前的確已經有多國開始致力于法定數字貨幣研究。
在今年稍早召開的國際電信聯盟(ITU)法定數字貨幣焦點組第二次會議上，7位央行代表就展示所在國家銀行的數字貨幣應用案例。
來自瑞典中央銀行的Gabriela Guibourg講述了eKrona這一數字貨幣項目，截至目前，該項目吸引了全球33家金融科技公司參與公開招標，最終將在2018年底之前確定解決方案。
菲律賓方面提出的ePiso項目由黎剎商業銀行公司(RCBC)所研發。RCBC第一高級副總裁Margarita Lopez稱，該項目借助了硅谷科技公司eCurrency提供的數字基金貨幣技術。這一項目得到菲律賓央行的支持并已在其監管框架下上線了數月。
美聯儲前董事會成員、現任美國財政部副部長薩拉·拉斯金(Sarah Raskin)議員稱，央行法定數字貨幣最終將為數字貨幣進程中的創新和混亂帶來穩定、信任和效率。
而在央行法定數字貨幣研究領域，中國央行可謂一馬當先。
上述花旗中國人士告訴記者，中國央行為發行法定數字貨幣進行了充分的技術和理論儲備，在實踐方面比較謹慎，充分測試，先局部后推廣。繼基于區塊鏈的數字票據交易平臺測試成功以后，可能還會進行更多測試，條件成熟后適時推出法定數字貨幣。
國際電聯法定數字貨幣焦點組第二次會議上，中國人民銀行科技司副司長、中國數字貨幣研究所所長姚前分享了中國人民銀行當前對法定數字貨幣的雙層架構設計及其詳細功能。
姚前稱，考慮在商業銀行傳統賬戶體系上，引入數字貨幣錢包屬性，實現一個賬戶下既可以管理現有電子貨幣，也可以管理數字貨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