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談實錄摘編如下：
中新社記者：全國兩會馬上就要召開，大家非常關心GDP的問題。去年(兩會)因疫情原因沒有給出GDP增速的具體目標，您覺得結合今年的情況和形勢，是否需要定一個具體的GDP增速目標？為什么？
楊偉民：去年沒設增長速度目標是實事求是的。因為去年情況太特殊，遭遇了百年一遇的新冠疫情沖擊，當時疫情會怎么發展也確實很難預料。
但今年情況已經不一樣，從去年特別是下半年以來，疫情總體上得到了控制，雖然局部地區仍然有一些散發。
所以在疫情得到控制的情況下，今年還是應該提出一個增長速度目標。因為這跟中國長遠的目標密切相關，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不僅規劃了未來五年的發展，同時也規劃了到2035年的發展目標，人均GDP要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這是一個含有定量指標的目標。
因此，長遠目標必須要從現在開始做起。我們已經進入到高質量發展階段，要追求的是一個質量更高、效率更高的速度。所以從未來實現現代化國家的目標來看，今年還是有必要設定增長速度目標。
中新社記者：您提到了2035年遠景目標，那么未來15年中國經濟需要保持一個什么樣的發展水平才能實現這樣一個目標呢？
楊偉民：從15年(經濟總量或人均收入)翻一番的角度來看，需要年均增長4.73%。我們過去一般是10年翻一番，現在速度降一下，15年翻一番的條件和潛力是存在的。
資料圖：蘇州工業園區。中新社記者 泱波 攝
中新社記者：很多國家已經放棄把GDP增速作為宏觀調控的目標，也有專家提出中國可以考慮永久性取消GDP增速目標，取而代之用就業等一系列指標做替換，您怎么看？
楊偉民：這種考慮有一定道理，但中國目前還沒有到那個階段，至少目前來看，GDP指標可能還是比就業指標相對來講更重要一些，或者說它的合理性比就業指標可能還要更多一些。
中新社記者：對于2021年的宏觀(經濟)政策，中央已經提出要保持連續性、穩定性和可持續性，特別強調了不能急轉彎。在您看來，今年的貨幣政策總體而言是否會像去年一樣？
楊偉民：首先要看什么叫寬松，什么叫偏緊，也就是說M2(廣義貨幣供應量)和社會融資總規模的增長速度，要同名義GDP增長速度相匹配，這就是一個標準。如果M2大于名義GDP增長，相對來講就比較寬松，反過來M2增長速度小于名義GDP增長，這種情況可能就屬于偏緊。
因為去年情況確實太特殊了，必須要加大流動性來促進經濟盡快恢復，保就業、保市場主體。
今年，貨幣的增長速度可以快于或者略快于名義經濟增長，假如今年經濟增長6%，名義(GDP)增長是8%，那么貨幣發行大概8%或者9%、10%，都是可以容忍的，但不可能再像去年。
全國政協常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楊偉民接受中新社“中國焦點面對面”專訪。中新社記者 蔣啟明 攝
中新社記者：去年美聯儲已經拿出了非常寬松的貨幣政策，而且現在大放水的環境還在持續，您覺得這會不會給中國的貨幣政策制定造成一些壓力，它有沒有可能給中國國內帶來輸入型通脹呢？
楊偉民：這些確實對我們的貨幣政策制定帶來了一定困難。最近，人民幣匯率升值，銅、鐵礦石、石油也開始漲價，這些都是國際上流動性泛濫的一種結果，對我們國家可能會有一定影響，但對老百姓來講，這種影響可能會消減。
因為這些都是上游產業，鐵礦石影響鋼鐵價格，但從鋼鐵到老百姓消費，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包括石油可能對油價有一定的影響。但總體來看，我們不會發生比較高的通貨膨脹。因為最終還要看經濟基本面，就是我們供需結構的平衡程度。目前來看，實際上從國際金融危機以后，我們的總供給能力是大于需求的。
如果某一個行業漲得比較多，某一個產品漲得比較多，(企業)立即開工，供給增加了，需求還是那么多，最終可能會導致某種產品的價格下降。
但跟老百姓關系特別密切的一些消費品，我覺得最典型的是肉類，去年肉類大幅度進口，增長速度很快，這也說明我們最近幾年肉類供需是存在一定缺口的。
當然從去年的投資狀況來看，農業特別是畜牧業、飼養業，投資增幅很快，相信今年(豬肉價格)會得到明顯的好轉。因為豬周期也就是一年差不多就會見效。
資料圖：顧客在選購豬肉。中新社記者 蔣啟明 攝
中新社記者：從各方預測可以看到，今年中國的GDP增速肯定要比去年好，您覺得今年是否還要保持和去年一樣的赤字率和發債規模？如果發債規模要收縮的話，您覺得地方債的縮減規模可能會是多少？
楊偉民：今年增長速度的壓力確實不大。當然還有一個因素，我們到底增長多少，不僅取決于自己，還要取決于國際市場。
在這種情況下，財政政策，中央已經提出了一個明確方向，保持連續性穩定性，但還有一個更重要的是可持續性。
現在地方政府債務比較高，特別是隱性債務，所以債務可能會減，但到底減多少在“兩會”的時候可能會清楚了，赤字率也應該在回歸，沒有必要保持去年這樣高的赤字率。
中新社記者：您提到過，2021年還處于疫情沖擊的修復期，大家不能盲目樂觀，今年有哪些風險點或者不確定性需要加以注意呢？
楊偉民：從可能面臨的一些風險和挑戰來看，當然首先還是疫情狀況，實際上還是要高度重視，特別是要外防輸入，因為一個局部地區如果再出現嚴重的情況，它不僅要影響當地的經濟增長，同時因為我們的產業鏈是全國布局，也會給其他地區帶來一定的影響，這是第一個風險。
第二個需要高度重視的是構建新發展格局是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但去年凈出口的貢獻份額很大，國內循環這塊就小了，所以今年可能要著力去擴大消費。
第三個是貨幣政策回歸正常。今年如果回歸正常，又要保持去年那樣一個經濟活動規模，可能再現制造業中小企業的融資難問題。所以，中央要求，貨幣政策要精準靈活。
財政方面的風險也是存在的，要防控地方政府隱性債務風險。相信中央還會采取一些措施，加大對地方的轉移支付，壓中央支出，保地方支出。
還有一個就是國際上的流動性泛濫，造成資產泡沫、大宗商品價格上漲帶來的風險。我們的匯率面臨升值壓力，升值過快出口企業就面臨問題，但如果不出口，這些企業的生產，收入、利潤會受到影響，確實存在一些兩難困境。
全國政協常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楊偉民接受中新社“中國焦點面對面”專訪。中新社記者 蔣啟明 攝
中新社記者：2020年是“十三五”收官之年，您如何評價過去5年中國發展所取得的成就？“十三五”提出的25個指標性目標的完成度又怎么樣呢？
楊偉民：目前來看，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這個目標，應該說已經取得了決定性的進展，25個指標應該說絕大多數都能如期完成或者超額完成。
去年遭遇了突如其來的新冠疫情，經濟增長速度從原來的6%下滑到了2.3%，那么5年平均，可能完全實現6.5%的難度會加大。與GDP相關的一些指標，比如說服務業比重、能源消耗強度、研發經費支出強度等指標可能完全實現起來也有一定難度。
對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黨的十九大提出了非常重要的標志，就是三大攻堅戰，其中脫貧攻堅是一個更加重要的標志。所以相對來講，脫貧目標的實現比GDP增長可能還更重要，不是說不要GDP增長，既要看GDP增長速度到底有多少，同時還要看污染防治、防范金融風險、脫貧問題的解決。
所以“十三五”規劃(執行)應該說總體上來講是順利的，盡管我們遇到了疫情沖擊，主要目標和任務都已經完成了。
中新社記者：今年是“十四五”的開局之年，您覺得中國需要在哪些方面發力工作才能取得新規劃的良好開局？
楊偉民：去年中央經濟工作會部署的8項重點任務都要做好，但從長期來看，可以說，開好新局，最主要的就是要構建新發展格局。8項重點任務是分別從供給、需求、改革三個角度，圍繞著構建新發展格局來提出的。
中央經濟工作會也提出來，今年在構建新發展格局方面要開好頭，見到新氣象。這其實(是)對全黨全國各地區各部門總的工作要求。
資料圖：港口。中新社發 熊耀章 攝
中新社記者：中國其實擁有超大規模的國內市場，“十四五”規劃建議提出擴大內需是戰略基點，但有觀點提到，中國很多普通人被房貸所束縛影響了消費。您如何看待“十四五”期間房地產行業的角色和定位？又應該如何解決需求不足的問題呢？
楊偉民：房地產問題最重要的是兩條，第一個是要加快建立多主體供給、多渠道保障、租購并舉的住房制度，第二個是要建立一個在政府調控下的市場化的長效機制，就是要求從供需兩個方面來做出一些調整，或者說供需雙向發力。
我觀察了一下，從2013年到2019年，城鎮居民的消費率，也就是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支出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是持續下降的，下降了3.6個百分點。而農村是相反的，農村的消費率是提高的，而城鎮貸款買房的人是比較多的。
再舉一個例子，北京、上海這兩個城市是城鎮居民人均收入最高的，收入高，房價也高，比較消費率以后會發現，北京居民消費率從2013年到2019年下降了接近7個百分點，大大快于全國平均水平，上海下降了6個百分點。當然，我不能說是因為房價高導致消費下降，但肯定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我們需要控制房價、控制房貸的過快增長，至少應該慢于居民人均收入的增長。
但擴大內需不能等同于擴大居民消費，因為內需包括居民消費、政府消費，還有投資需求，如果再加上出口就是總需求了。我們是在擴大內需，但是更多的是靠擴大投資需求，擴大政府消費來實現的擴大內需，雖然居民消費也在提高，但它的速度不如前兩個。
構建新發展格局，要培育完整的內需體系，但重點不在于投資需求，也不在于更多地擴大政府消費。擴大內需的重點是擴大居民消費，投資需求也是需要的，但不能把重點放在這里。
全國政協常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楊偉民接受中新社“中國焦點面對面”專訪。中新社記者 蔣啟明 攝
中新社記者：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這段表述是討論當下和未來中國經濟發展繞不過去的一個話題。您覺得要暢通“雙循環”的關鍵在什么地方？新發展格局的“新”又應該體現在何處？
楊偉民：關鍵是改革。構建新發展格局看起來是一個發展問題，但本質上是一個改革問題。
新發展格局“新”在哪里？我覺得第一是新的供需格局，要構建一個有韌性的供需格局，可以隨時進行調整，隨著國際環境變化做一些調整。
第二個是新的需求格局，要構建以居民消費為主體的需求格局。國際金融危機以來，我們政府消費的增長速度、投資需求的增長速度快于居民消費的增長速度，構建新格局就要改變這樣一種格局，讓居民消費成為主體。
第三個是新的分配格局，構建向居民部門傾斜的收入分配格局。從收入分配來講有三個部門，即居民部門、企業部門、政府部門，所以要讓財政收入增長(的)速度低于居民收入增長速度，財政政策要加大對收入分配的支持力度。
第四個是新的生產格局，構建一個適應需求變化和消費升級的生產格局。我們有些消費型行業是供給不足的，比如說像水上旅客運輸業和航空旅客運輸業，像廣義的文化產業，廣播電視、電影文化、藝術、體育、娛樂這5個行業。收入提高后對這些產業的需求會越來越多，但國內供給實際上是不足的。
第五個是新的貿易格局，構建一個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一個開放格局。這需要把我們的市場做得更大更強，增強國內大循環，使國際循環“離不開我”。
面對一些可能“斷供”的、一些“卡脖子”的領域，要努力實現科技的自立自強，要堅持對外開放，堅持引進技術，最終要形成一種科技自立自強和引進技術再創新“雙輪驅動”的技術格局。
（原題為《GDP增速目標全國兩會“復出”？——專訪全國政協常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楊偉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