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學術不端相關新聞不少，引發社會對科研誠信狀況的熱議。由于問題非常復雜，加之目標、視角和立場不同，導致意見紛紜，相互沖突。
爭論之一是：科研誠信建設工作，是否需要外部社會控制的介入？
支持者認為，目前學術不端行為非常嚴重，僅靠學術共同體內部的自我控制機制，已難以奏效。反對者認為，處理學術不端涉及專業問題，外行對此很難窺得堂奧，因此最好是“學術的事情學界了，專業的事情專家干”。
實際上，類似爭論早在19世紀便已出現，進入20世紀更是論爭迭起。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國家規劃科學成為當代科技發展最重要的趨勢，傳統的科學自由觀念面臨全新的社會形勢。國家對科技事業的支持，是當代科技突飛猛進最重要的動力。
顯然，國家支持同時意味著國家干預：無論是有效組織大規模科學活動，還是有計劃地協調科學與社會的關系，乃至防范科技風險和處理科研越軌事件，國家干預科技發展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日益被社會所廣泛接受。
在實際科研活動中，學術自由與社會干涉總是平衡在某個“點”上，同時對學術共同體施加內外兩方面的影響。
換言之，學界的內部控制與外部控制最好是相互協同、相互支持，共同促進中國科技高效而健康地發展。因此，當前的科研誠信建設工作，在強調適度外部介入的同時，不應忽視學術共同體的自律、自查和自治。
首先，學術不端已經失控的結論要慎下。中國科研規模急速擴大是相關新聞增多的重要原因。粗略地說，中國科技從落后到逐漸領先，完成從“小科學”到“大科學”的根本性轉變，主要是最近20多年的事情。當投入資金、從業人數、科技機構、學術活動和國際合作增加，成果隨之增加，問題也必然增加。不過，并沒有數據表明中國學術不端與從業人員的比率高于其他國家。
在中國科技逐漸崛起的背景下，科研管理體制不能百分百跟上急速變化，要進行一些調整，屬于正常的情況。無論是學界內部控制，還是社會外部控制，都有諸多細節機制要不斷地及時完善。
最近的社會熱議，很多關注的是學術共同體內部控制的問題。學術自由意味著學術自治，不等于放任自流。學術共同體想要自治，首先就要搞好自律自查。社會給學術活動一定的自主權，是因為科研的專業性決定了適度學術自由能更有效地促進科學發展。
但是，如果不能搞好自律自查自治，國家和公眾怎么“放心”給學界更大的自治權呢？
現代自然科學誕生以來，為了爭取學術自治，無數科學家和為科學鼓與呼的前輩做出過大量努力。最重要的“一塊”便是科研共同體逐步形成的自律自查自治制度，比如精神上提倡科學精神、機制上堅持同行評議和學術批評，以及傳授和完善細致的學術規范，等等。
學術共同體健康發展，離不開一套自律自查自治科研誠信的辦法，在實踐中動態“落地”，并且要行之有效。
理論上說，類似的“學界行規”既不是黨紀國法，也不一定明確成文，很多時候卻更嚴格。
一個研究者實驗造假、抄襲剽竊一旦被查實，很快會在科研共同體內部公開，結果往往是徹底失去從事科研工作的資格，在整個學界再也找不到學術崗位。
此時，可以說是“學術生命”被“判死刑”，某些學術丑聞的事主甚至選擇結束自己的生命。這樣的案例在科學史上屢見不鮮，絕非危言聳聽。
長此以往，“學界行規”即學術共同體的社會規范最終成為某種習俗、慣例和規矩，內化為科學家的“學術良心”。
從某種意義上說，學術共同體之所以成為共同體，必須有一整套通行而有約束力的社會規范和行動規則。
當學術不端行為引發科研同行的強烈道德義憤和一致譴責，共同體的自律文化便比較成熟了。如果對學術不端行為不聞不問，甚至覺得很正常，共同體就需要反省自身的自律狀況，而不是一味排斥外部的社會控制。
科研誠信的共同體規范，不能僅僅停留在道德層面，共同體內部得有相應的自查自治機制。
發現學術不端，應該有例行的學界檢舉渠道，學術共同體審查機構、評議程序，以及意見公開和處置辦法，不能使自查自治成為一紙空文。比如，學術批評既包括學術觀點的爭論，也涉及學術風氣的評議。要提倡和完善健康的學術批評，如在學術刊物上留出一點相關版面。
必須要指出，由于文化傳統和國情差別，自查自治機制在細節上應該因地制宜，不一定完全照搬別人的經驗。
完善和落實科研誠信的自律自查自治制度，對于建設更健康的學術共同體至關重要，而更健康的學術共同體能得到更多的學術自由，進而促進科學更高效地發展。
否則，外界對學界失去信心，不相信共同體的內部控制，只能轉向外部的干預。如果學術不端真的完全失控，社會干涉不僅必要，而且應該強力介入。
此時，無論學術共同體，還是整個社會，都將為控制科學運行付出更大的成本。總之，提升中國科研誠信水平，必須加強學術共同體的自律自查自治。
（原標題：科研誠信建設需要外部介入嗎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