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國法治建設不斷深入推進，各領域法律法規也不斷完善，但政策性銀行缺少專門法律法規予以規范和調整，全國政協常委、中國進出口銀行董事長胡曉煉建議制定政策性銀行法。
胡曉煉的建議主要基于以下三方面考慮：
一是政策性金融集中體現了我國金融制度優勢，是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的金融生力軍。政策性金融堅持“四個統籌”，即統籌發揮逆周期、優結構作用和遵循市場原則，統籌執行政策使命和積極主動作為，統籌讓利于實體經濟和保本微利可持續發展，統籌國際通行實踐和創新發展，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政策性金融，集中體現了我國金融制度的優勢。站在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歷史交匯點，我國發展仍處于重要戰略機遇期，但機遇和挑戰都有新的發展變化。面對內外部風險和挑戰，需要更好地發揮我國金融制度優勢，尤其是中國特色政策性金融的優勢。
二是更好地發揮政策性金融優勢需要以法律為保障、以法律為準繩。在銀行法層面，我國有《中國人民銀行法》和《商業銀行法》，尚無政策性銀行專門立法，這在設立政策性銀行的國家中較為少見。我國政策性銀行起步較晚，運行和監管主要依靠行政法規或部門規章，這與政策性銀行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獨特地位和作用不匹配。制定政策性銀行法既是貫徹落實全面依法治國方略的需要，是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需要，也是規范政策性金融經營管理的需要，使政策性銀行在法制的軌道上更好發揮作用。從國際實踐上看，專門為政策性銀行立法也是通行的做法。
三是制定政策性銀行法具備堅實基礎。自2015年啟動改革以來，政策性銀行強化職能定位，不斷完善公司治理和資本約束機制，強化內部管控和外部監管，加快建設成為現代政策性金融企業，對履行政策性職能和可持續發展進行了有益探索，積累了成功經驗，為制定政策性銀行法奠定了堅實基礎。此外，我們還有同業立法可參考借鑒。政策性銀行積極運用市場化方式履行政策性職能，與商業銀行在市場化經營方面存在一定共性，可部分借鑒《商業銀行法》；經合組織成員國、其他金磚國家等大多已有政策性金融機構專門立法，可從中借鑒有益可行的成果。
胡曉煉認為，在開啟現代化建設新征程之際，全面總結政策性銀行發展成果和成功經驗，統籌推進政策性銀行的改革優化與立法工作正當其時。
